中医教师,他算第一个——我读史记之扁仓列传

千年医叹 2021-09-11 07:29:37


接着上一篇说,前面的扁鹊被人暗杀了,这一篇的主角也是差一点就废了。在当下中医热的浪潮中,貌似应该敬告同志们,医学是个高风险职业,不论古代还是现代!医学有风险,学医需谨慎!

先从缇萦说起!

一、缇萦救父

西汉文帝十三年(即公元前167年)的一天,当时的齐国临淄,一位曾经做过临淄太仓长(即都城仓库的总管)的犯人被专车押送着要到西安去接受刑罚。


犯人名叫淳于意,做过太仓长,又称为仓公,这也是在汉末上了医圣仲景的“古今名医谱”的名医,但当时的人们未必这么看重他。因为被人告发,具体罪名不知道,当地的地方官判处他肉刑,即砍掉手脚、脸上刺字及割掉鼻子的刑罚。

但按西汉初年的律令,凡做过官的人受肉刑必须押送到京城长安去执行。感谢这条法令,如果不是它,淳于意估计就在当地受刑了,也就不会有后来的种种故事,甚至连淳于意这个名字也不一定会被太史公载入史册而流传千古了。

事情的缓冲在这条律令,而带来转机的人名叫缇萦,是淳于意五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记住,是一个柔弱女儿家,史书没有记载她的年龄,据说是豆蔻年华的15岁。女儿跟父亲是最亲的,父亲将要去受刑罚,五个女儿当然是心疼极了,但却无能为力,只有哭泣。父亲听着女儿们哭哭啼啼,很生气,毕竟这个时候,女儿的哭声更会让父亲觉得自己的窝囊,于是淳父亲骂道“唉,可惜我没有儿子,遇到急难,一个有用的也没有。

这句话骂得好!因为激烈的言辞常常会刺伤懦弱者的心灵,但却也会激发强者的自尊,从而变为动力。父亲的话刺痛了缇萦,而恰好她不是一个弱者,淳于意小看了自己这个女儿,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让古今多少男儿都汗颜的一个女儿家。

大抵不凡之人物,必有不凡之心性。缇萦不顾家人反对,要陪伴父亲一起去长安,临淄到长安两千多里,起码要一两个月时间才能到达,我们可以想见一路上的艰辛困苦,车辚辚,马箫箫!没有坚韧之心性,一个小女孩是想都不会想的。

再次感谢汉代的法律,平民百姓竟然可以给最高统治者上奏章,缇萦在京城长安给当时的汉文帝上了一封书。当然这个事情究竟是缇萦在来京途中自己的注意还是有高人出谋划策,奏章又是什么人帮忙直达天庭,太史公没有记载。奏章的全文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缇萦在奏章里主要强调了三点:一、父亲做官吏,齐地的人都说他清廉公平,如今犯法应当受刑(这一点其实是替父亲申辩,父亲有可能是被冤枉的)。二、自己替受刑而死的人不能复生感到悲痛,而受过刑的人不能再长出新的肢体,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办法了(这就推己及人,着眼于天下苍生了)。三、自己愿意舍身做官府中的女仆来赎父亲的罪过,让他能改过自新(这就是就算父亲有罪,自己愿意替父受罚)。

这三点很高明,不辩称父亲无罪,反而探讨起法律的人性化问题,最后以孝心替父受罚,你若读了此信能无动于衷吗?文帝是被感动了,赦免了淳于意,并且在不久就废除了肉刑,缇萦也被收入了二十四孝而名垂青史。很多人以为是命运之神垂青了缇萦,她遇到了入选二十四孝中“亲尝汤药”的汉文帝,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后来读汉代史时我才发现,缇萦的成功是必然的。因为汉代到汉文帝时,正好开始大力提倡孝道,这不是因为汉文帝是大孝子,而是因为社会环境及政治环境的需求,政治家考虑问题不会只为了儿女私情。社会环境是由于姓氏的普及而形成的宗族观念需要孝来维系;政治环境是汉初铲除异姓诸侯王后大封同姓诸侯王,需要孝的观念来增强团结。所以“缇萦救父”的故事其实是汉文帝抓住特殊案例,趁机树立起来的一个典型,借以宣扬以孝治天下的理念,一个证据是文帝时一陈姓寡妇,养婆母 28 年,汉文帝感其孝行,给予“孝妇”称号。而在缇萦救父的前一年即汉文帝十二年(前168),诏以“孝悌力田”与“三老”同为郡、县中掌教化的乡官,成为定员。孝悌力田,本是始于汉惠帝四年(前191)的选官标准之一,名义上是奖励有孝父母、敬兄长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中选者经常受到赐爵、赐帛或复其身(即免除徭役)的优抚政策。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史书上记载的很多事都可以以小见大,很多看似偶然的事件,其实背后都有它的深刻原因。

但缇萦到底有没有替父受罪而成为奴婢,史书又没有记载,但按东坡先生“相当如是”的逻辑来讲,文帝应该感于她的孝心,一并赦免了。此事是如此的震撼人心,以致于数百年后的班固仍忍不住作诗称赞“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借曹孟德之句来说就是“生女当如淳于缇萦”,借白香山之句来说就是“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是的,当时的人没有重男轻女,在董仲舒提出“阳尊阴卑”的理论之前,中国文化从来就没有“男尊女卑”之说。对比一下375年后的大学者孔融的遭遇,更可以清楚男女不重要,关键是性情。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孔融得罪曹操被逮捕,他倒是有两个儿子,但却没有挽救父亲的生命,只是为我们留下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名句后,与其父亲一起从容就死,世说新语里也有太多的潇洒之中常伴随着柔弱之性。记住缇萦,她让男儿当自强!

二、仓公其人

那么,仓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会有此一劫?我们从太史公的记载中又能读到关于汉初医学的哪些信息呢?

太史公记载的仓公的学医、拜师、行医、授徒等一系列问题全是根据汉文帝诏问,淳于意回答的记载来编撰的,所以我说若没有缇萦救父之事,仓公引不起汉文帝的注意,就没有后来的仓公传。

先说仓公的年龄问题,太史公在仓公列传中说仓公被判刑是在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而随后又说“此岁中亦除肉刑法”,但学者考证“孝文本纪”的记载肉刑废除是文帝十三年,所以仓公被判刑应当在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再根据文帝诏问,淳于意自答的内容可知,文帝十三年,淳于意39岁,所以淳于意大概是公元前205年生,卒年不详。

有学者认为汉文帝诏问淳于意是在淳于意被押送至长安期间,但据后文记载齐文王病死的历史事实来看,诏问很可能是淳于意被赦免后。因为齐文王是齐国的第四代王,公元前178—公元前165年在位,而前面我们提到淳于意被拘是在公元前167年。

仓公的学医历程没有前辈扁鹊那么幸运了,他也没有“长桑之药”可吃,少时就喜读医书,可为人治病,却没有疗效。于是拜淄川的名医公孙光为师,公孙光非常喜欢淳于意的谦虚好学,很器重他,就把自己的精方、妙方全部传授给他。不久,公孙光发现他已没什么可教淳于意的了,并预言淳于意将来一定是国医。为了能让他继续深造,又推荐他去拜自己的胞兄公乘阳庆为师。当时公乘阳庆已年过六十,收下淳于意为徒,将自己珍藏的黄帝、扁鹊脉书、根据五色诊断疾病、判断病人预后的方法、以及药物方剂等书传给他。三年后仓公“为人治病,决生死多验”

水平高了,麻烦就来了。或许是受师父公乘阳庆“千万别使我的子孙后代知道你曾向我学习医术”嘱托,或许是鉴于扁鹊因遭人嫉妒而被害,太史公说仓公是“匿迹自隐”,“不以家为家,或不为人治病”,唯恐惹来麻烦,但尽管如此,他的名声还是闻于诸侯了。

汉文帝在诏问中还提到了齐文王的死,齐文王死时具体年纪不详,但很年轻是肯定的。我们不知道汉文帝为何会关注齐文王之死,因为齐文王刘则是汉文帝长兄刘肥的孙子,在位十四年,但也没什么载入史册的大事。或许汉文帝只是好奇既然你淳于意在齐国判断生死的医术那么高,为什么齐文王生病时你没有去治疗呢?

仓公给出的理由是“文王生病的时候,我家中贫穷,要为人治病谋生,当时实在担心被官吏委任为侍医而受到束缚。所以我把户籍迁到亲戚邻居等人名下;不治理家事,只愿到处行医游学,长期寻访医术精妙的人向他求救,我拜见过几位老师,他们主要的本领我全学到了,也全部得到了他们的医方医书,并深入进行分析评定。”这些回答含糊其辞,文王病时也可能召仓公去诊病了,但仓公听说齐王年纪轻轻就患肥胖病,气喘、头痛、目不明、懒于行动。他认为文王形气俱实,应当调节饮食,运动筋骨肌肉,开阔情怀,疏通血脉,以泻有余。可是诸侯王养尊处优惯了,你让他节制饮食、房事,还得锻炼身体,他未必能遵医嘱。而这样的病又不是医药能见功的,治不好反而得罪,所以仓公直接就不去了。

除了齐文王,还有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等皆请仓公为其治病,但仓公却都没有去。其实仓公不愿意仅为诸侯王治病是真,家中贫穷要靠治病谋生则是托词。因为汉初的诸侯国权力极大,又多招揽天下人才,充为士,当诸侯王的侍医的待遇是不会低的,只会比游走诸侯国帮人治病的待遇更好。仓公不愿意去给诸侯王治病,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去游行天下,拜访高人,通过临床诊病来提高医术,而根据记载来看仓公其实是拜访过很多老师的。

或许正是由于不肯为诸侯王治病这个原因,得罪了诸侯王,才有人控告仓公,仓公才会被判处肉刑,这本来就是诸侯王中某些人的报复措施。太史公在列传中没有明言仓公被拘的原因,流传的一些说法大多是小说家言。但太史公先是说“不为人治病,人多怨之”,后面又专门记载了齐文王、赵王、胶西王,吴王等召仓公治病而未至的事例,或许也是春秋笔法,透露了线索。但如果我们来侦查此案,是谁诬告了仓公?那么这几位王爷肯定是最大嫌疑人,一般老百姓,仓公不给他们看病,最多也就是发发牢骚而已。

三、诊籍25则

淳于意在应诏回答汉文帝询问时叙述了自己学医、行医的经过,业务专长、师承、诊疗效果、病例等,其中的病例史称“诊籍”(即诊病的簿记)共计25个病案。他所答诏的病案格式一般均涉及病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籍里、病状、病名,诊断、病因、治疗、疗效、预后等,使我们研究西汉初期医学的重要资料。

那么通过这些诊籍,我们究竟能看到什么呢?

25则医案中涉及现代医学的消化泌尿呼吸心血管内分泌、脑血管、传染病外科、中毒以及妇产科儿科,共治愈15例,不治10例,治愈率百分之六十。

现代一些学医者总喜欢拿《内经》的“十全为上工”说事儿,动不动就号称自己的疗效百分之八九十。其实现实的情况是治愈率百分之二十就不错了,有效率过半的医生恐怕也不多见。太史公记载文帝也曾就治愈率的问题问过仓公,原话是说“你给人诊治病症断定人的死生,能完全没有失误吗?”仓公回答说:“我医治病人时,一定先为他切脉后,才去医治。脉象衰败与病情违背的不给他医治,脉象和病情相顺应的才给他医治。如果不能精心切脉,所断定的死生时间及能否治愈,也往往会出现差错,我不能完全没有失误。”这就是仓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后对世那些号称不会误判一人的“神医”,我们读其书时要小心了,譬如清代吴楚的《吴氏医验录》,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未曾误判一证,我们笑笑就可以了。

淳于意的医案中所记载的部分疾病我们用现今的中医理论是无法看明白,如风厥、涌疝等名词,这或许是医学流派差别的问题。从记载来看,当时的医学术语及理论还不及《内经》那么完善,但从中仍可看到与现今《黄帝内经》有关的蛛丝马迹。

如齐王请淳于意为侍女们诊病。轮到一个叫竖的,竖说没有病。淳于意悄悄地告诉队长说:“竖的毛发色泽、脉象都无衰减,但病已伤及脾胃,不要让她过度劳累。到了春天,她会吐血而亡。”及至春天,果真竖摔倒在厕所里,吐血而死。这就是典型的木克土理论的临床应用。在另一则医案中,仓公更是明确指出“所以知奴病者,脾气周乘五脏,伤部而交,故伤脾之色也,望之杀然黄,察之如死青之兹。众医不知,以为大虫,不知伤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气黄,黄者土气也,土不胜木,故至春死。”这些都说明当时已可应用五行的生克理论进行疾病的预后判断及治疗。

在另一则医案中说“齐中御府长信病,臣意入诊其脉,……脉法曰:‘热病阴阳交者死’。”这个“阴阳交”的名词同样见于《素问·评热病论》,意思是热病出汗后,仍发热,脉躁疾,发热和脉象不因出汗而见和缓,反有狂言、不能食的症状,前人认为这是阳邪交入於阴分,消耗阴气所致,属危重证候。淳于意正是根据信的病没有“阴阳交”的症状而判断可以治愈。

在另外一则给齐王侍医遂的治疗中,仓公说:“您的谈论错了。扁鹊虽然说过这样的话,然而必须审慎诊断,确立标准、订立规矩,斟酌权衡,依据参照色脉表里、盛衰、顺逆的原则,参验病人的举动与呼吸是否谐调,才可以下结论。医药理论说:体内有阳热病,体表反应阴冷症状的,不能用猛烈的药和砭石的方法医治。因为强猛的药进入体内,邪气就会使热邪气更加恣肆,蓄积更深。诊病理论说:外寒多于内热的病,不能用猛烈的药。因猛烈的药进入体内就会催动阳气,阴虚病症就会更严重,阳气更加强盛,邪气到处流动行走,就会重重团聚在腧穴,最后激发为疽。”这些讨论都可以明显看出对阴阳理论及中医系统诊断法的运用。

另外一则医案说“济北王一个姓韩的侍女腰背疼,恶寒发热,许多医生都认为是寒热病,我诊脉后说:是内寒,月经不通。我用药为她熏灸,过一会儿,月经就来了,病好了。她的病是因想得到男人却不能够引起的。我所以能知道她的病,是切脉时,知道她的肾脉有病气,脉象涩滞不连续。这种脉,出现得艰难而又坚实有力,所以就月经不通。他的肝脉硬直而长,象弓弦一样,超出左手寸口位置,所以说病是想要得到男人却不能够造成的。”这个医案对后世影响很大,很多妇科专著或名家医案中都有记载室女寡妇患这种病的例子,如到金元时代的朱丹溪仍有这样一则医案:“一女子病不食,面壁卧者且半载,医告术穷。(丹溪)翁诊之,肝脉弦出寸口。曰:此思男子不得,气结于脾故耳!”但从今天的临床来看,单靠脉弦出寸口就如此诊断,还是靠不住的。

仓公针对病人的病情,不仅仅采用药物治疗,还广泛运用各物理疗法及针灸术。如淄川王病,因为洗头发未干,即入睡受风而引起的头痛、身热、肢痛、烦闷,相当于今天的风寒感冒。淳于意立即用冰水敷淄川王的额头,帮助降温,并针刺足阳明经的厉兑、陷谷丰隆三穴,以散肌表之热,病立刻就好了。物理降温,用冰袋或冷毛巾敷额或用酒精擦浴,是现代高热病人常用的降温方法,但在二千年前的汉朝,不啻是一发明创造

仓公常用来解释疾病成因的有大醉、房事、忧思、风气等,治疗的方子最常用的有火齐汤、火齐粥、下气汤等,但皆无药物组成。对火齐汤,当代伤寒学家刘渡舟先生在其“火症论”一文中认为“三黄泻心汤很可能是火齐门的代表方”,虽然证据不充分,但可以作为参考。下气汤在宋代《妇人大全良方》卷十二载有下气散、下气汤,药物组成:羌活半两,赤芍药半两,甘草半两,槟榔半两,青皮半两,大腹皮半两,陈皮半两,赤茯苓半两,半夏半两,桑白皮半两,桂心半两,紫苏茎2两。主治妊娠心腹胀满,两胁肋闷,不下饮食,四肢无力。此方据《郑氏家传女科万金方》引作“仓公下气散”,这是后人附会仓公之方,还是真有师传,我们已不得而知,但仓公用下气散来治疗小孩烦满食不下之症,此方由行气导滞之药组成,倒是可以作为参考。

总体上来说,仓公的诊籍所记载的医学水平似乎要高于同样是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的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的水平,如前面所说的对阴阳寒热的认识及生克的运用,都有体系,但还不像《黄帝内经》那样成体系且系统,这也是学者考证《黄帝内经》晚出于仓公的依据之一,后面我们有专门论述。

太史公记载的扁鹊仓公的医学活动,虽然是近似神话,但毕竟给后世留下了那个时期的医学概况,而扁鹊仓公也成为了那个时代流传至今的仅有代表,如汉末张仲景说“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而西汉早期的医学水平究竟如何,还有待于更多出土文献的证明。

不过有一点我们要注意,扁鹊仓公的时代,医生的地位并不高,医学也多掌握在贵族之手,如扁鹊之师长桑君犹如隐士,仓公之师公孙光、公乘阳庆(公乘指可以与国君同车而坐)皆是贵族,大多不给一般人看病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弟子跟他们学过医,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对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前人多分为九家,而近贤吕思勉先生则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十二家,而且认为“若学问尚未广布,欲从事于学者,非事一师,即无由得之;而所师者,大抵专主一家之说,则为之弟子者,自亦趋于暖姝矣。先秦之世,学术盖尚未广布,故治学者,大抵专主一家。墨守之风既成,则即有兼治数家者,亦必取其一而弃其余。墨子学于孔子而不说,遂明目张胆而非儒;陈相见许行而大说,则尽弃其所受诸陈良之学,皆是物也。”直到西汉,各家学问之间仍是如此,即便是学问很大的董仲舒也是专治公羊之学,可见当时学问之间的师徒相授现象,一个人多是接受一家学说,终生不移。

扁鹊之师仅有长桑君一人,而在仓公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仓公学经多师,而且曾外出求学数年,开始时或许是遵从师命,“意死不敢妄传人”,但或许是突遭牢狱之灾后,或许是名气大了,下自成蹊,后来有很多求学者,而仓公对于求学者也是是不吝赐教,培养宋邑、高期、王禹冯信、杜信、唐安以及齐丞相府的宦者平等人,成为秦汉时期文献记载中带徒最多的一位医家。

仔细考究秦汉时代的医学,可以清楚地看出,从专主一家之学秘不外传到吸收各家之学广收学徒,这也是一种新风气。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仓公之后的汉代,才正是医学开始广泛交流与大发展的时代,这一点对医学史很重要,后面文章中再论。

如果说孔子是第一位教师,那么医学上的第一位民间教师就非仓公莫属了。

向中医学上第一位教师致敬!也向缇萦致敬!

   

淳于意墓,又称“救女坟”,位于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中淳于村西南,在一桑园内。该墓1956年在泰安县(今泰安市)进行文物普查时被发现,墓呈圆形,高约4米。

 

      


       此文与上一篇“最早的中医是个谜”皆是笔者研究秦汉医学史中的两篇,笔者尽量用比较可读的写法来写给对中医学感兴趣的朋友们。秦汉医学是中医的源头,需要探讨的内容很多,当然也是最枯燥的,但真欲深刻全面了解中医者,不妨多从此处着眼,免得被纷繁复杂的后世医学晃晕了头!源头清楚则流派发展自然一目了然,所以不懂中医史的中医不是好中医。于此时期相关的其它篇章,我会陆续发出,感谢您的关注!


       下一篇预告:《中西医之争其实已失去悬念》,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