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嵩为何输给了董卓?(下)

天涯观察 2021-10-17 10:13:31

撰文|小园香径长

来源|关天茶舍


先来说说他俩的家庭。


说到汉朝人,尤其是东汉人,尤其是那些有头有脸、被正式载入史册的人物,我们都要对他们的家庭,或者说家族,瞟上一眼。这是东汉社会最显著而重要的特征之一。皇甫嵩的父亲曾任雁门太守,但在正史中没有留下单独的个人传记,有专门传记的是皇甫嵩的叔父皇甫规,著名的“凉州三明”之一。所谓“凉州三明”,是指东汉后期三位著名的凉州边将:皇甫规、张奂和段颎。通过皇甫规的传记,我们知道皇甫嵩的祖父曾任扶风督尉,曾祖父曾任度辽将军。很显然,这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世家,或者说,将帅之家。从他们担任过的职务看,这还是一个具有相当稳定性的二千石之家,在当时社会明确属于中上层。


董卓的情况跟皇甫嵩基本相似,也是属于军人家庭,——但地位相差悬殊。范晔的《后汉书》和陈寿的《三国志》都没有直接提到董卓的家庭,——这本身就是一个说明,——只是通过裴松之注和李贤注,后人才得以知道一点董卓的家庭背景情况:


《英雄记》曰:卓父君雅,由微官为颍川纶氏尉。有三子:长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颖。(《三国志 董卓传》)[7]

纶氏是颍川郡的一个县,县尉大致相当于县公安局长,这跟皇甫氏家族的累世二千石相差甚大,何况还是从微官升上来的。由此可以推断,董卓的家庭,从社会地位来说,偏于中下层。《三国志》和《后汉书》写董卓传记,都写到他早年“尝游羌中,归耕于野”,可见连父亲的微官和县尉都没有继承。这跟皇甫嵩的“初举孝廉、茂才。太尉陈蕃、大将军窦武连辟,并不到。”(《皇甫嵩列传》),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成长环境了。


也许正是因为身处中下层,董君雅先生给自己三个儿子的取名,无一不以“高”为用意,流露出非要脱颖而出、出人头地、高高在上的心迹,后来董卓算是实现了他父亲的这一强烈心愿。

在《三国志》和《后汉书》的董卓传记中,有一个字眼需要给予特别关注:侠。《三国志》说董卓“少好侠”,《后汉书》说“由是以健侠知名”。侠在整个两汉时期,尤其是汉末,有着不容忽视的特殊意义。华东师范大牟发松教授在一篇以侠为题的文章结尾,特意提到说,“汉魏之际的英雄群像中,如三国的创业君主曹操、刘备、孙权,都是一身侠气的人物。”[8]其实,汉末群雄身有侠气者,并非只有曹、刘、孙三人,而是当时的一股普遍风气。董卓不仅是其中一员,而且是较早涌现者。当董卓在凉州“以健侠知名”时,皇甫嵩正处于“以父丧去官”时期。

这两种形象差异,折射出不同的家庭社会背景。


这两种不同的家庭,可能面临两种不同的任务。一是维系既有声誉(地位),一是争取更大光荣(利益)。


说到皇甫嵩和董卓两人的家庭情况,就有必要说到一个相关话题,他俩的文化状况。在东汉,一个人的文化状况,是跟他的家庭、家族状况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这一点,有众多著名学者作过专门阐述,因为这也是东汉社会一个显著而重要的特征。作为一个军人世家,皇甫家族一方面较为成功和牢固地延续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文化的烙印也在这个军人世家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皇甫规的父祖留在史籍中的官职都是纯粹的武职,到皇甫规兄弟时,就出现了诸如太守(皇甫规还担任过议郎、尚书)等非单纯军职。更引人注目的,是皇甫规对于传统经典的熟稔和高超熟练的语言文字功底。《皇甫规列传》中保留了相当数量的皇甫规给皇帝和太后的上书,从中可以看出皇甫规身上明显的武将文化,或者说是儒化的倾向。在遭受迫害、闲居家乡期间,皇甫规“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余人,积十四年”(《皇甫规列传》),俨然一副儒学教授的模样。到去世时,皇甫规留下的“所著赋、铭、碑、赞、祷文、吊、章表、教令、书、檄、笺记,凡二十七篇。”(同上)。再来看皇甫嵩本人,“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诗书,习弓马”(《皇甫嵩列传》)。这里所说的“诗书”,是特指在当时被看作儒家经典的《诗经》和《尚书》,传记作者把它们放在了“习弓马”的前面。自然,作为名将,皇甫嵩对《孙子兵法》等兵书也是烂熟于心的。


概言之,在皇甫嵩身上,我们能看到两点,一是来自家学的影响;二是他曾经对儒家经典有过专门的学习和研读。


相比之下,董卓身上的文化状况就显得有些特别和复杂。


《后汉书》写董卓时,用了一个词:粗猛,这大概也比较符合董卓在一般读者心目中的印象。无论是正史还是《三国演义》,董卓都的的确确表现出了粗猛的一面。董卓跟人说话,每每有凶悍之气,动不动就威胁说要杀死谁!董卓在马路边问皇甫嵩服没服,就很有点黑社会老大直来直去、无所顾忌的说话口吻。


更能显示董卓粗猛一面的,自然是他那些暴虐横行、无恶不作、杀人如麻的骇人行径。问题是,董卓是否只有粗猛一面?有没有另外一面,比如,显得好像还有点文化的一面?《董卓列传》写董卓说的第一句话是,“为者则己,有者则士”。说实话,这话要没注释,现在能立刻看懂的人大概不多。它的意思是,事情虽然是自己做的,但功劳却要大家共同分享。平心而论,这句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说得相当有水平!如果这句话是董卓自己原创,那它不仅说明董卓是个有思想境界的人,有胸襟、有气魄的人,还是一个颇有语言能力的人;如果这话出自某个典故,就说明董卓也是个读书且善读书的人,——这还真不是个“熟典”。董卓跟皇甫嵩在“陈仓之战”中的对话,虽然落了下风,但已足见董卓读过兵书,其中甚至出现了《左传》中的典故。[9]《山阳公载记》所记董卓与皇甫嵩对话如果属实,那董卓就还有可能熟悉《史记》!在《三国志》(附裴注)和《后汉书》中,都保留了堪称大量的出自董卓名下的文书、文件。当然这些文书、文件的绝大多数,——如果不说是全部的话,——应当都是出自长史等幕僚之手,但如果董卓真是个胸无点墨的粗人,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文件,会不会是这副样子?更具说服力的,是董卓与朝中大臣及文士名流的对话(数量也相当可观!)。这些对话,除了反映董卓粗猛一面的外,有为数不少体现了董卓言谈的得体与流畅,有雍容大度、进退裕如之风。我们前面说过,在传统史家的笔下,董卓是个十恶不赦、恶贯满盈式的人物,可以说,绝不会有史家愿意给董卓脸上贴金,把他往文化人的美化方向上去涂抹,只有可能相反。因此,我们在史书中见到的董卓形象,从文化形象上说,应该是经过减法而非加法的结果。


像董卓这样暴虐成性的恶魔,也有可能是个有文化的人。这听上去似乎有点出人意表、匪夷所思,却可能是事实。

因此,我认为方诗铭先生和陈勇先生对董卓在文化上的判断,也许是并不准确的。[10]


不过,董卓身上的文化特征,跟皇甫嵩有明显不同。皇甫嵩走的完全是当时通行和盛行的主流道路,无论是家学还是专门性的研读,都体现出了这一特点,所谓“经明行修”。董卓则完全没有这种情况,而更明显地体现出融化无痕、为我所用的实用特色。皇甫嵩的学习是循规蹈矩、与人无异的,董卓则是打的“迷踪拳”,一种自由自在的拳法,你简直无从判断他的门派源流。


董卓带兵进京,对东汉王朝来说,是一件具有突变性质的大事。那么,董卓是怎么进京的?为什么董卓进了京,而皇甫嵩没有?在董卓进京这件事上,什么东西成了关键因素?

我认为关键因素是名声。


名声跟家庭、家族一样,也是东汉社会最显著而重要的标志性特征,是我们现在谈论东汉历史经常会说到的概念和现象。

名声是东汉社会运转的一根轴心。


话说袁绍鼓动何进清除宦官,却始终过不了太后这一关。于是在袁绍的建议下,何进以大将军的名义,召集部分将领和官员带兵进京,所谓“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何进列传》)。《后汉书》对此留下了一份名单:

遂西召前将军董卓屯关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匡东发其郡强弩,并召东郡太守桥瑁屯城皋,使武猛都尉丁原烧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诛宦官为言。(《何进列传》)

细心的人会留意到,这份名单上没有皇甫嵩。为什么?这个待会再说。


在袁绍和何进策划召集的这份名单上,董卓是毫无疑问的主角,其他则像是“跑龙套”的配角,何以见得呢?

《三国志 袁绍传》上说得很明白:

太后不从。乃召董卓,欲以胁太后。(《魏书 袁绍传》)


《后汉书》里有一段话:

绍使洛阳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驰驿上,欲进兵平乐观。太后乃恐,悉罢中常侍小黄门,使还里舍,唯留进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诸常侍小黄门皆诣进谢罪,唯所措置。进谓曰:“天下匈匈,正患诸君耳。今董卓垂至,诸君何不早各就国?”(《何进列传》)

这两条材料可以证明,董卓是主角。


为什么董卓会是主角?


何进召人带兵进京,既是胁迫太后,更是为了直接和最终威胁宦官,让他们闻声而惧、知难而退,不再成为他的权力对手和障碍。因此,如何解决宦官问题,是袁、何召兵进京的目的。

在《三国志 袁绍传》裴注引《九州春秋》里,有这么一段话:

初绍说进曰:“黄门、常侍累世太盛,威服海内,前窦武欲诛之而反为所害,但坐言语漏泄,以五营士为兵故耳。五营士生长京师,服畏中人,而窦氏反用其锋,遂果叛走归黄门,是以自取破灭。”


这段话表明,至少首先在袁绍这里,从一开始就清楚明确地意识到,宦官是一群非常难对付的人,窦武之难,殷鉴不远,袁绍不想重蹈覆辙。起初他以为何进可以只手铲除宦官,在明白何进做不到这一点后,袁绍才继而设想出一条新的思路和策略,即召集“猛将豪杰”进京。可以想象,袁绍、何进设想中的“猛将豪杰”,决不会是泛泛之辈,必定是有威名、有威力,可以镇服,甚至是铲除宦官的人。


在当时,谁最有这样的威名呢?


我们会想起皇甫郦的那句话:

“本朝失政,天下倒悬,能安危定倾者,唯大人与董卓耳。”


如果皇甫郦说的是事实,那么,当皇甫嵩缺席时,出场的就只有董卓了。


根据史籍中的叙述,我们知道,董卓在当时确实已经有了这么一种威名。

张温的一句话,提供了最好的佐证。

前面说过,董卓曾经在车骑将军张温的手下听命,但董卓对张温并不买账,并且对张温出言不逊,这引起当时在张温身边任参军的孙坚的不满,孙坚劝张温斩杀董卓,但被张温拒绝了,张温说:

“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后汉书 董卓列传》)

这句话在《三国志》中被表述为:


温曰:“卓素著威名于陇蜀之间,今日杀之,西行无依。”(《孙破虏讨逆传》)

两相比较,《三国志》的表述具有更丰富的含义。“素著”二字,表明董卓的名声由来已久,并非是一天两天的事。“陇蜀之间”,则具体点出了董卓声名鹊起的地方,也就间接道出了董卓获得声名的时间,说明董卓的声名来自早年在凉州和益州地区的事迹。《三国志》裴注引《英雄记》说:“卓数讨羌、胡,前后百馀战。”百战成名,说明董卓的威名是从一条血路上打杀出来的,并非是一种虚名。


我认为,正是这种让张温不能、不愿、不敢斩杀董卓的“威名”,成为后来董卓为带兵进京的主要原因。

说到这里,必须要补充插入一句,何进最后拍板同意召集董卓等一干人带兵进京,并非就是想要通过武力来解决和消灭宫里的宦官群体。在这点上,何进和袁绍二人虽然是同谋与合作者,但在具体想法上却有所不同。袁绍是抱着彻底铲除宦官的念头的,何进则更多是吓唬和要挟,迫使宦官退却和让步,不再干涉和影响他的权力运行,这点可以从何进对宦官说的那番话中看出。所以,董卓也好,其他什么人也罢,何进真正看重的,主要是他们的名声与威势,而非真刀真枪的军事实力(当然,这两者之间构成了某种正相关的关系)。在这一点上,董卓正是首屈一指的最佳人选。


因为董卓的威名,不是一般的威名,乃是一种恶名。


何进召集兵马进京的决定作出后,随即遭到主薄陈琳、典军校尉曹操和侍御史郑太、尚书卢植等人的强烈反对,但何进不改初衷,力排众议,坚持让董卓等人带兵进京。在众人的反对声中,郑太和卢植的声音最值得注意,因为他们都直接点了董卓的名,指出了董卓的某种特性。

进将诛阉官,欲召并州牧董卓为助。公业(案即郑太)谓进曰:“董卓强忍寡义,志欲无厌。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将恣凶欲,必危朝廷。”(《郑太列传》)

卢植也挺身而出,出言劝阻。


帝崩,大将军何进谋诛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惧太后。植知卓凶悍难制,必生后患,固止之。进不从。(《卢植列传》)

袁宏《后汉纪》的记述是:

尚书庐植以为:“诛中官,不足外征兵,且董卓凶悍,而有精兵,必不可制。”进不从。(中平六年)

在郑太和卢植的话语里,我们需要留意到几个用词:“强忍寡义”、“将恣凶欲”、“凶悍”,这是迄今所见史籍中,最早对董卓身上某种突出性格特征的直接道破,其中的核心词素是:强、忍、恣、凶,它们跟恶、虐、暴、残等同类字,共同构成了董卓性格名声的基本特色和本质。如果我们翻开《三国志》,随处可见对于董卓的这种描述和评价,例如:

董卓乘衅,恶甚浇、豷,(《文帝纪》)

俾逆臣董卓,播厥凶虐,(《明帝纪》)


贼卓因危乱之际,威服百寮,此乃汉家小厄之会。(《董二袁刘传》)

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董二袁刘传》)

曹丕《典论自序》的开篇即是:

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三曹集》)


所有这些描述和刻画,都具有某种高度的共同性,而最终往往归结为一个字:威。威字不仅常见于他人对董卓的描述,也屡见于董卓的自诩。甚至,它还具有某种“移动性”。[11]

虽然以上对于董卓的刻画与描述,基本是针对董卓进京之后而发,但郑太和卢植的话语提示我们,早在董卓进京之前,他身上的这种具有董卓特色的性格和行径,就已经闻名于世了。

也就是说,董卓身上这种使他的威名(恶名)得以构筑和传播的性格与行径,在董卓的一生中,基本是前后一致、一以贯之的,其所表现的差异,只在于机会的适合与否。


所以,当郑太和卢植等人向何进抛出反对意见,极言董卓为人之恶,不可轻用,何进怎么会接受呢?因为何进想要的,正是董卓身上的这种凶与恶。这种由凶与恶所构成的名声与威势,正好是对付“威服海内”的宦官集团最好的以毒攻毒的良药和利器。


因此,袁绍和何进召董卓带兵进京,并不是临时的抓瞎,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是针对宦官群体做出的有针对性的决定,一个“打鬼就得请钟馗”的决定。


现在,我们转过来看一下皇甫嵩的情况,来回答为什么皇甫嵩不在带兵进京的名单上。

首先,皇甫嵩的威名我们是知道的了,“威震天下”嘛。[12]皇甫嵩的“威震天下”,来自于他的平定“黄巾”,所谓“及其功成师剋,威声满天下”(《皇甫嵩朱儁列传》),这跟董卓的威名起源于在并、凉、蜀地的百战一样,两人都是凭借战功而建立获得。但是,如果我们具体地来察看一下皇甫嵩的名声,我们会发现,皇甫嵩和董卓的威名,在内容上有极大的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从总体上看,皇甫嵩的威名不是趋向于一种恶名,而是相反,似乎始终在精心维护着一种善名、好名和干净名声。

像早年的“太尉陈蕃、大将军窦武连辟,并不到”,就是一种当时很普遍、很流行、很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名声。


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皇甫嵩一直把自己的功劳分让给朱儁和卢植,得到了时人的好评。[13]到“黄巾”平定,皇甫嵩任冀州牧,随即“请冀州一年田租,以赡饥民”,汉灵帝批准了。当地百姓编出民谣来歌颂他,“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皇甫嵩跟宦官作对,拒不与之同流合污,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对于自身名誉的维护。在自己的军队中,皇甫嵩对待下士卒的态度和做法,同样也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爱戴。在《皇甫嵩列传》的结尾部分,叙述皇甫嵩病逝之后,范晔很有意味地补了一笔:

嵩为人爱慎尽勤,前后上表陈谏有补益者五百余事,皆手书毁草,不宣于外。又折节下士,门无留客。时人皆称而附之。(《皇甫嵩列传》)

尽管“皆手书毁草,不宣于外”,但仍然得到了“时人皆称”的赞美!


这就是皇甫嵩。他的所言所行,看似无一不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观。皇甫嵩的名声,始终是跟这样的言行完美匹配的。

这样一种名声,能不能让太后或宦官们闻而生惧、知难而退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之前皇甫嵩跟宦官有过一次交手,结果宦官的毫毛都没伤到,还被摆了一道,连左车骑将军的印绶都被收缴了。


皇甫嵩在意自己的名声,悉心维护自己的好名声,就像鸟儿爱惜自己的羽毛。阎忠劝皇甫嵩“南面称制”,开头就说:“将何以保大名乎?”,以此来诱导皇甫嵩进入自己的思维圈,最后皇甫嵩以这样的话语,回绝了阎忠的劝说:

“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皇甫嵩列传》)

依旧是回到了名声上面,而且郑重表明,这是一条通往“不朽”的道路。它能立即让人想起《左传》里叔孙豹“三不朽”的典故。皇甫嵩把“有令名”,看作可以跟“立德、立功、立言”相并列和媲美的美德与成就。


直到暮年,在董卓已被刺杀之后,皇甫嵩都一直保持着这种对于良好名声的喜爱和看重。当时在长安有个叫射援的,据《三辅决录注》记载,年青时就有不错的名声,为此,皇甫嵩把女儿嫁给了他。董卓死后,谋刺董卓的主角之一的士孙瑞,也是当时名重一时的名士,《陈王列传》里说,“每三公缺,杨彪、皇甫嵩皆让位于瑞。”可见这种珍惜名誉、重视名誉的传统行为,皇甫嵩是维持终身的。


反观董卓。董卓不仅不怕自己恶名在外,甚至还嫌此名声不够响亮。最显著的例子,是董卓对皇甫规遗孀(皇甫嵩的婶娘)的强娉。当遭到这位遗孀的拒绝时,董卓大怒道:

“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风靡,何有不行于一妇人乎?”(《列女传》)

又见“威”字!“威”字常与“名”字相连,所谓“威教”,实即与后来魏晋时期的“名教”相近。“四海风靡”,自是无远弗届的意思。董卓当然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这句话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老子要是连个娘们都搞不定,还能摆平天下么?!


从“孤”字的自称判断,此事若属实,当是董卓残年所为,但谁又能说,董卓这种不怕自己恶名远扬,是到晚年才有的行径,而不是向来如此?我甚至怀疑,恰如董卓自己所宣称的,他对于自己的恶名,其实是唯恐其散播得不够远、不够响,目的则是怀揣着一种可资利用的策略,——正好用来威吓、降服人。

对于皇甫嵩来说,名声就是人生的终极目的,是追求不朽的途径;对董卓而言,名声是可资利用的东西;说得再直白点,它是种可以让人害怕的东西,可以去兑换点别的东西,更实际的东西。所以在他的言行中,每每有一种故意与刻意的放大与强化的倾向与表现。

一个是怙恶不悛、为所欲为,一个是洁身自好、画地为牢。对于自身名声的不同看待和想象,构成了不同人生的内在驱力和行驶方向,展开了不同的人生画卷。

诚所谓:名声不同,命运不同。


董卓召皇甫嵩到洛阳,梁衍劝他不要去,皇甫嵩不听,还是去了。给《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说,这是皇甫嵩“自揣其才不足以制卓故也”。[14]

“才”在这里是才能的意思,包括了能力和力量,——当然主要应该是指军事上的。[15]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皇甫嵩和董卓二人,在军事能力和实力上,谁更强一些?

这也是百度贴吧里的朋友比较关心的问题。


我们先来说说皇甫嵩和董卓两人的军事能力。

皇甫嵩的军事能力,前面已基本说到了。在比较嵩、卓二人的军事能力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两人的军旅生涯,也就是各自与战事直接发生关系的那段岁月。

皇甫嵩的军旅生涯,就是从平定“黄巾”到“陈仓之战”的这段时间。在此之前,皇甫嵩当过地方县令、朝廷议郎,后又到地方当太守。太守虽兼有武将职责,[16]也常常亲自出征,但毕竟不是专职武将。“陈仓之战”后,皇甫嵩听从董卓征召,先是去洛阳,后到长安,一直留在朝廷,再也没有征战沙场的经历。

董卓的情况跟皇甫嵩有明显不同。


首先,董卓的戎马生涯要比皇甫嵩早好多。董卓的父亲在颍川的纶氏当县尉,后来好像没有在当地扎下根来。《三国志》和《后汉书》里的董卓传记,都说他“少尝游羌中”,似乎是说,董卓年青时就已经回到了,——如果不说是他一直就在,——他的家乡临洮。临洮位于今甘肃兰州的南边,是羌胡汉族杂居共处的地方。书上说,董卓在这里跟一些羌族首领交成了朋友,同时练成了一身兵马娴熟的本领,“膂力过人,双带两鞬,左右驰射”(《董卓列传》),为此受到州领导的青睐,任命他为负责专门抓捕盗贼的兵马掾,而董卓所抓捕的,又多是他非常熟悉的羌胡族人,因此,屡屡成功得手,所谓“大破之,斩获千计”(《三国志 董卓传》),搞得当地的羌胡人都怕了他,——“为羌胡所畏”(《董卓列传》),这应该就是董卓威名的最早起源。


董卓人生的关键第一步,要属桓帝末年(177年),董卓以六郡良家子的身份成为羽林郎,跟随当时的著名边将张奂征讨汉阳(天水)叛羌,并取得耀眼战绩,从而被朝廷拜为议郎。这是董卓为之摇身一变的时候。此后董卓的仕途就平坦起来,先后当过广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并州刺史和河东太守,早早就跻身二千石之列,基本实现了他父亲望子成龙的宿愿。

这是董卓在“黄巾起义”前的基本履历。很显然,正是这段戎马岁月,练就了董卓的军事功底,他是凭借自己的军功,一步步上来的。

相比较而言,皇甫嵩早年的“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诗》、《书》,习弓马。初举孝廉、茂才。太尉陈蕃、大将军窦武连辟,并不到。灵帝公车征为议郎,迁北地太守。”(《皇甫嵩列传》)的经历,就能明显看出与董卓的不同。


说起董卓的军事能力,不能不提到关东群雄的“讨董”。

关东群雄高举义旗后,一直未能与董卓发生真正的交战,只有曹操独自领兵进击,跟董卓手下的徐荣打了一仗,结果操军大败,曹操本人也几乎丧命。随后徐荣又与孙坚(孙坚后从南边赶来)发生战斗,同样是徐荣获胜,颍川太守李旻被生擒,算是壮烈牺牲了。不过,能直接体现董卓本人军事能力的,是卓军与联军方面的河内太守王匡的一次战役,史书上是这么说的:

时河内太守王匡屯兵河阳津,将以图卓。卓遣疑兵挑战,而潜使锐卒从小平津过津北,破之,死者略尽。(《董卓列传》)


从战术谋略的角度看,这是一次精彩、成功的战役。


之后,董卓更多是出于战略考虑,将首都由洛阳迁往长安。在这种背景下,再加上别的各种原因,战局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孙坚跟吕布、胡轸交战中,吕、胡不合、内讧,孙坚得以取胜。之后董卓亲自与孙坚交战,也遭到败绩。这两次败仗,除了孙坚部确有较强战斗力外,显然也与董卓在战略上采取后撤战略有关。应该注意的是,董卓方面并没有因此表现出溃败大乱的局面,而是有条不紊地对防线作了周密的布置,“乃使东中郎将董越屯黾池,中郎将段煨屯华阴,中郎将牛辅屯安邑,其余中郎将、校尉布在诸县,以御山东。”(《董卓列传》),使得包括孙坚、曹操、袁绍在内的关东联军完全无计可施、止步不前。


可以说,关东联军在讨董行动中,之所以在军事上所获甚微(孙坚可谓一枝独秀!),除去联军本身的鱼龙混杂、同床异梦和分崩离析,董卓在军事上强大与稳固,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主要原因。


其中给人印象很深的一点,是董卓手下的猛将如云,诸如徐荣、牛辅,李傕、郭汜、樊稠、张济、李蒙、杨定、段煨等人;别忘了,吕布也曾是董卓的手下,而张辽是吕布的手下。若单纯从作战能力上说,这些人都是能征惯战、足以驰骋疆场的骁勇之将,这充分显示了董卓强将手下无弱兵的一面。


反观皇甫嵩,他的部下有哪些著名战将呢?史书没有记载,我们也无从知晓。皇甫嵩在军事上,更像是独领风骚、一花独放式的人物。

事实上,董卓在军事上构成了一个军事集团,这是皇甫嵩无法相比的。


所以,如果像前面所述,只是把董卓和皇甫嵩放在平定“黄巾起义”和征讨边章、韩遂的背景下来比较,董卓肯定不占上风,或者说,会落在下风;但如果将两人的军事能力,放在一段更长的时间光谱里来看,就不能说董卓一定弱于皇甫嵩了,——假如不是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客观公允地说,依据现有史料,董卓和皇甫嵩两人在军事能力上,是各有千秋。皇甫嵩有智谋,懂兵法,战术规范,善打胜仗。董卓同样充满智谋,而且似乎更得“兵不厌诈”之三昧精髓,虽然屡有败绩,但也突显出更强的宏观驾驭和应对的能力。


把皇甫嵩和董卓两人放在一起,比较他们的军事实力,还必须要说到他们各自部队的来源与构成。关于这一点,雷海宗先生在其《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中,给予过非常突出的关注和叙述。这也的确是衡量一支军队战斗力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

先来看看皇甫嵩部队的组成和兵力情况。


以嵩为左中郎将,持节,与右中郎将朱儁,共发五校、三河骑士及募精勇,合四万余人,嵩、儁各统一军,共讨颍川黄巾。(《皇甫嵩列传》)

所谓五校,是指北军五营,即中央禁卫军。这些部队经多年承平,豢养于京城,实战经历有限,战斗力颇可怀疑。三河指司隶校尉部下的河南、河东、河内三郡,在首都洛阳的周边,所谓“三河骑士”,也许只是半职业化的军人,但既能骑马作战,当有一定的战斗力。皇甫嵩部队战斗力最强的,我猜想反而应该召募而来的精勇(刘、关、张就属于召募而来的精勇,三国名将中多有这类召募而来的精勇,虽然他们未必在皇甫嵩的阵营中)。四万人的兵力,皇甫嵩和朱儁各领一军,一般理解可能是均分,但实际上皇甫嵩或许会多得一些,[17]总之,皇甫嵩的部下兵力此时应不少于两万。


到“陈仓之战”时,《后汉书》中明确说:

复拜嵩为左将军,督前将军董卓,各率二万人拒之。(《皇甫嵩列传》)

仍然是两万。


有关皇甫嵩统帅兵力的最后一次说明,是在董卓带兵进京之后,“时左将军皇甫嵩精兵三万屯扶风”(《盖勋列传》)。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皇甫嵩手下的兵力,似乎一直维持在两到三万之间。相应的,其兵力来源和构成成份,似应不会有太大变化。

再看董卓部队的情况。


“陈仓之战”时,董卓手下也是两万人。董卓带兵进京,只带了三千人,其余部队应该是交给了他的女婿牛辅,留守在三辅一带。进京之后,何进、何苗的部曲主动归附了董卓,这部分兵力具体数目不详,但应当十分可观。随后,董卓指使吕布杀死丁原,吞并了丁原的并州兵,其中包括了张辽的千余人,数量再次大增,并且是当时战斗力最强的凉州兵与并州兵的汇合,《董卓列传》上说:“卓兵士大盛!”


到关东群雄“讨董”时,关于董卓部队的情况,我们援引一段陈勇先生《董卓进京述论》里的文字:

“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当时关东方面总兵力达十万以上,却畏惧董卓而不敢出战,说明董卓军队的战斗力相当强大。另据同书《孙坚传》:“卓遣步骑数万人逆坚,”又知董卓的兵力已远远超过刚到洛阳时的三千步骑。


可见,董卓进京之后,其兵力数量当已远在皇甫嵩之上。更可注意的,是董卓军中羌、胡兵的成份。

前面说过,董卓从年青时起就居住在羌、胡、汉杂居共处的“羌中”(今青藏川陇接壤一带)。羌胡人中有董卓的朋友,同时他们又是董卓抓捕和征讨的对象。可以说董卓从很早起,就跟羌胡族人结成了这种特殊关系。到灵帝驾崩前夕,董卓回信给朝廷,说明他为什么不能去朝廷任职时说:

“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董卓列传》)


在其后的一封回信中,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这清楚表明,在董卓的军中,有湟中义从、秦胡兵和羌胡人士,这些人很可能是董卓兵员的主力。他们不仅具有长期征战形成的剽悍战斗力,而且对董卓十分忠诚,堪称死心塌地、生死不渝,构成了董卓部队的核心与中坚力量。


对此,郑太对董卓说的一番话,作了最好的阐述与证明。这番话虽然是董卓“不悦”之下的缓颊之言,难免有谄谀成份,但通读下来,可以说基本属实,而且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实是一篇出色的小型论文,甚至含有些文献综述性质,较全面、客观、准确地评述了董卓方面的军事实力及优势所在。我们从中撷取几段文字,听听郑太是怎么评述董军实力的。

明公出自西州,少为国将,闲习军事,数践战场,名振当世,人怀慑服。


关西诸郡,颇习兵事,自顷以来,数与羌战,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矢,况其壮勇之士,以当妄战之人乎!其胜可必。六也。

且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而明公拥之,以为爪牙,譬驱虎兕以赴犬羊。七也。

又明公将帅,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诚可任,智谋可恃。以胶固之众,当解合之势,犹以烈风扫彼枯叶。八也。《郑太列传》)


就这些方面而言,别说是关东群雄那帮乌合之众,就是皇甫嵩驻守在扶风的三万精兵,恐怕也得稍避其锋。

皇甫嵩之所以没有听从皇甫郦和梁衍的劝言,包括盖勋那场胎死腹中的密谋“讨董”的流产,[18]我猜想,是不是一种经过拈量后的结果?

对两位古代将军进行比较,军事能力和实力也许是最直接的比较,但却未必是最核心的比较。就像人们现在议论一位美女官员,经常会说一句话:她的背后有人,或者说,她的上面有人,—

—军事能力和实力的背后,也有一种更强有力的存在:政治。

事实上,军事(战争)只是政治的一道影子,一道最浓烈的影子。


有句名言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并不是哪条枪杆子都能出政权,而政权一旦建立,也不是哪条枪杆子都能轻易撼动的了。

董卓在灵帝之后的废墟上扶持建立的献帝政权,是以“枪杆子”为背景下做到的,这毋庸赘言,也于史有据。但董卓建立这个政权,并非是通过一场武装斗争才得以实现的,充其量只能说是

一场宫廷政变,虽然先后杀了几个人,比如太后和少帝,从总体上看,其实是近于一场“和平演变”的。随后的董卓与皇甫嵩关系的变化与固定,同样不是来自于一场军事斗争的结果,董卓是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就让皇甫嵩按自己的意愿放弃武装,来到了自己控制下的首都洛阳。此后直到董卓被刺杀,皇甫嵩从未对董卓有过半点对抗的表现。

因此,皇甫嵩不是(直接)输给了董卓的军事实力,而是输给了董卓的政治权势。

如果对皇甫嵩和董卓二人政治上的表现作一番比较,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作为累世二千石之家出身的皇甫嵩,显然并不缺乏政治敏感性。“黄巾起义”刚爆发,皇甫嵩即率先提出解除“党禁”,这除了体现皇甫嵩公忠体国的一面,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敏感。平定河北“黄巾”后,皇甫嵩“奏请冀州一年田租,以赡饥民”,同样说明皇甫嵩不仅是一名能征惯战的名将,也确实能留心地方政事(毕竟当过太守)。阎忠来劝他“南面称制”,遭到皇甫嵩的

断然拒绝,以及跟宦官首领的过节,都反映了皇甫嵩在政治上的某种意识和立场。


但所有这些,都在正常范围,如果拿来跟董卓相比,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了。皇甫嵩和董卓在政治上的表现,从当量上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皇甫嵩一生的军旅生涯比董卓要短,但却更像一位纯粹的军人和将军;董卓一生的军旅生涯比皇甫嵩更长,却不是一位单纯的军人或将军。在董卓身上,堆聚了浓厚斑斓的政治油彩,有过并非一面的政治面貌和行为,虽然好像从没有人愿意称董卓为政治家。


我认为董卓是一位可以,也应该从政治角度去打量的人物,是一位曾经很有想法、热心尝试,却浅尝辄止,开局不错,却终究半途而废的政治“新手”。在不足三年的时间里,董卓的政治历程,明显可分为前后不同的两个部分,尽管最终堕入到罪恶与失败的泥淖,成为恶人政治的典范,并使自己丧命其中,但董卓同样留下了他的一份政治遗产,一份斑斓驳杂、狼籍不堪的政治遗产,其中却也不乏有令人沉思的东西。


要知道,从历史的纵向来看,董卓之前,——至少是秦汉帝制建立以来,我们几乎找不到跟董卓完全相类似的人物,[19]然而自董卓之后,董卓之人可谓前后相继、层出不穷,可以说是贯穿了其后全部的中国历史,——距董卓最近的一位,就是曹操。照今天的视角来看,曹操正是董卓的成功复制版。——所以,即使单单从这点来说,董卓也不应被摈除在政治史之外,而只是简单潦草地赋予一个恶人的名谥,痛骂、谴责一番了事。


董卓的政治生涯,虽然不过转眼即逝,成过眼云烟,却理应是一篇专题论文,或者说论著要表达的内容。这里只能就嵩、卓二人的比较与较量角度,简略叙述一、二。

董卓的政治能力和表现,自然首先集中于带兵进京前后的那段时间。


“陈仓之战”后,朝廷征董卓到京城任职,董卓拒绝了。灵帝临终前以玺书形式,任命董卓为并州牧,要他把兵交给皇甫嵩,董卓再次拒绝之后,没有去并州赴任,而是“驻兵河东”。从这里开始,董卓的政治用心,就正式揭开了一角。但这只是第一步,董卓也不可能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自己会经历什么样的事情,一切都需要“随物赋形”,随机应变。到何进召董卓带兵进京的命令发出,董卓的机会才算真正响锣。请注意,《后汉书》在此的记述是:卓得召,即时就道。(《董卓列传》)


“即时”二字,颇为传神。


董卓得召后,“即时就道”的同时,做了一件事,“并上书曰”(《董卓列传》)。董卓是给谁上书呢,当然不是何进(没这个必要),是给少帝和何太后。为什么呢?《后汉书》说何进召董卓带兵进京时,有这么一句,“乃私呼卓将兵入朝”。为什么说是“私呼”?因为是背着太后这么做的(要“胁太后”么)。奏章的内容专讲宦官如何为害,表示自己愿为清除宦官祸害出力,“今臣辄鸣钟鼓如洛阳,请收让等,以清奸秽。”这样,尽管已经有了大将军何进的征召令,董卓仍然为自己的带兵进京,作了一份政治背书。史书中这个容易为人忽略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了董卓作为一名近于职业化的军人首领,那细腻、谨慎的政治敏感。


董卓的政治天赋和能力,我认为首先表现在他对自身政治行为节奏的把握上,即:

一,不疾不徐,张驰有度;

二,迅疾如电,干净利落。


两者在董卓手里做到了如水乳交融、并行不悖,体现了董卓高超、娴熟、老道的政治心理和素质,是董卓能制胜一时的“必杀”法宝。


董卓是受大将军何进之命带兵进京的,并非自己擅自行动,但以何进的表现和能耐,他能把握得住董卓么?想想只在几个月前,董卓对汉灵帝和朝廷的公然拒绝和抗命,董卓会真心听命于何进的指挥?董卓拒绝汉灵帝的玺书后,就“驻兵河东,以观时变”,说明董卓对首都局势早就有了觊觎之心,何进进京的命令对董卓来说,可谓正中下怀,是送上门来的好事。本来就有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说法,况且此时皇帝年幼,朝廷主政者是一个妇人。如果董卓接到命令后直趋京城,大概也没人能阻止他,但董卓没有,而是颇有耐心地听从何进的指令,何进让他进他就进,叫他停他就停,表现出相当的自控。此时的董卓,就像一只老练的潜伏在河滩边的巨鳄,小心翼翼地接近自己的目标。当一直狐疑不定、犹豫不决的何进,在董卓带兵已临近


洛阳时,突然派谏议大夫种劭来阻止董卓的前行,董卓几乎要把持不住自己,但在种劭的强硬怒叱下,最终选择了让步。董卓明白,还不到真急的时候。


到董卓进京时,京城已发生巨变,形势之急转直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董卓成了一场“血腥宴会”的迟到者。但此时的董卓,依然没有立即采取简单、暴烈的方式,来直接攫取东汉政权的最高权力,——自然,毋庸赘言,这有形势和环境制约的一面,——而是仍然采取有条不紊、按部就班的方式,不疾不徐地推进自己的政治行动,以较为平缓的姿态,从取代司空开始,而不是直接一步登天,迈出了自己政治步伐的第一步。董卓这种做法明显带有谨慎和试探的意味,当发现没有出现强烈阻碍时,他才突然展开了自己迅疾的后续动作,快速向前推进,随即将自己身份提升为太尉和相国。张驰有度的同时,是快步走。决不给转瞬即逝的时机,留下丝毫错失的缝隙。董卓在极短的时间内,对大混乱之后的首都实现了如此有序而沉稳的控制,即使你对董卓怀有再大的偏见和仇视,你也不能不承认,他的行动是成功、完美和滴水不漏的。


董卓迅速在洛阳实现了反客为主和为我独尊。

董卓进入洛阳之后的政治行动(主要在半年内完成的),基本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自身身份的更新和地位的确立。

这点前面已经说了。


其次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废少帝,立献帝,弑太后。这里要特别指出,这些非常事件,是董卓在进京之后一个星期之内完成的![20]董卓完全不给他的对手、潜在对手和旁观者,以任何可乘之机。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此时的董卓已经吞并了何进、何苗和丁原的部队,“兵士大盛”,武力成为董卓政治行动的重要后盾。但在手法上,董卓的行为方式,跟之前的何进形成了最强烈鲜明的对比。董卓按自己的意志,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军政府,他成为东汉朝廷的实际领导人。


这一切都完成得如秋风扫叶,没有一丝一毫的拖泥带水。

若从以往历史道德的评价角度说,董卓以上的所作所为,都是他遭受谴责的罪恶行径的一部分,但由今天政治行为的分析角度看,却是表现了董卓过人的政治天赋和手腕。


第三,是董卓与当时朝廷和社会上世家大族和名流士人的关系。

董卓能在四个月的时间内,以威胁、利诱、笼络、杀戮的方式,流氓性与亲和力并用,商议与翻脸随时迭现,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军政府,将首都和全国形势掌握在自己手里,董卓与世家大族和名流士人之间的统战策略和合作关系,在此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这段关系的存续时间有限,内容也比较暧昧、混杂,但它在最初的时间里,确实起到了重要的支撑、构筑作用,是董卓军政府得以迅速而平稳建立的关键。关于这一点,我们迄今所见的史籍材料,其实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巨大扭曲和遮蔽的,但所存的客观材料,仍能透露出不可阻挠的真实信息。


董卓带兵赶到京城时,宦官已全部被杀光了,连召董卓进京的何进也死了。按理说,董卓进京的正当前提已不存在了,董卓应该立即退兵才是,但董卓既然已经来到这个时间和空间点上,他怎么可能回头呢?当前太尉崔烈尝试着要求董卓退兵时,董卓给了他一个恶狠狠的威胁,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对董卓提出这种要求了。


而董卓也懂得顺水行舟。

尽管宫廷宦官已悉数被灭,但董卓为了顺应人心,——当然主要是世家大族和士人官僚集团之人心,——继续推行反宦官路线,大力清除宦官流毒,行拨乱反正之举。最具标志性的,是为窦武和陈蕃事件平反,为此董卓赢得了士人和官僚阶层的拥护和肯定,也是董卓带兵进京后,没有即刻涌现“反董”浪潮的重要原因。


为“陈蕃、窦武之难”正名平反,是历史送给董卓的一张顺手政治牌。


同时,董卓大量起用士人(其中多有之前被禁锢的“党人”)为官,除了身在朝廷和京城的,还任命大批地方士人名流,其中包括了多位后来举旗讨董的地方州牧、刺史和太守等,所谓:

灵帝崩,董卓秉政,以汉阳周毖为吏部尚书,与靖共谋议,进退天下之士,沙汰秽浊,显拔幽滞。进用颍川荀爽、韩融、陈纪等为公、卿、郡守,拜尚书韩馥为冀州牧,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陈留孔伷为豫州刺史,东郡张邈为陈留太守,……。(《三国志 蜀书八 许麋孙简伊秦传》)


反倒是“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董卓列传》)

这些举动充分显示了董卓极力讨好、顺从士人之意的用心。士人官僚集团遭外戚,尤其是宦官集团长期压制和迫害,董卓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支政治力量的合作与支持,尤其在其初来乍到、立足未稳之际。


在此过程中,董卓以极富董卓特色的方式,展现了他对士人求贤若渴、从善如流的一面。我们可以在董卓与荀爽,蔡邕,司马朗,赵戬,盖勋,朱儁,皇甫嵩,陈纪,王允等等人物的关系中,最清楚不过地看到这一点。


董卓以一名并未实际到任的并州牧,带领三千士兵进京,在身份和实力上,与其他几位进京者相比,——比如丁原,并没有绝大的优势。当时同时带兵进京的骑督尉鲍信,都动了要干掉董卓的念头,说“及其初至疲劳,袭之可禽也。”(《三国志 董卓传》)。但董卓能在短短四个月内,就把京城乃至全国形势基本掌握在自己手里。就这一点,别说在当时,——想想当时东汉宫廷乱成了什么样子,血流成河!——就是放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候,都非得有杰出、狠辣的政治手腕不行,而董卓做到了。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董卓在政治上表现出的复杂、强悍与多面,其对东汉历史直接的巨大影响,——也可以说是对其后数百年中国历史的某种影响,——是决非皇甫嵩所能望其项背、与之相提并论的。皇甫嵩在政治上的那些举动,跟董卓相比,就历史影响而言,会立刻显得无足轻重,反而显出几分平庸和苍白。


结语:

皇甫嵩、朱儁并以上将之略,受脤仓卒之时。及其功成师克,威声满天下。值弱主蒙尘,犷贼放命,斯诚叶公投袂之几,翟义鞠旅之日,故梁衍献规,山东连盟,而舍格天之大业,蹈匹夫之小谅,卒狼狈虎口,为智士笑。岂天之长斯乱也?何智勇之不终乎!(《皇甫嵩朱儁列传》)


这是范晔写在《皇甫嵩朱儁列传》末尾《论曰》中的一段话,其中的“犷贼”,肯定说的是董卓无疑。最后一句,“何智勇之不终乎!”,道出了范晔,——或许是范晔前后,直到今天很多人的内心感慨和疑问,为什么?为什么“威震天下”的皇甫嵩(朱儁是个次要角色),最后在董卓面前,会表现得如此前后判若两人?


本文前面的文字,就是想尽可能地来回答一下这个“范晔之问”,想给出一条复原其逻辑关系的因果链条。


范晔有此尖声一问是不难理解的,因为皇甫嵩与董卓两人,从“争雄”、“不相上下”到握手言和,彼此和谐,不仅是关乎这两人命运的事,而是关乎当时东汉大势,乃至其后中国百年间历史走向的事,——当然,这仅是指一种可能性。


而皇甫嵩一再选择了消极、拒绝和放弃,最终“狼狈虎口,为智士笑。”

其中的看点究竟在哪里?


关公战秦琼的要点(笑点),不在两人武功的比较,而在于时间的错位。

皇甫嵩和董卓的比较,要点也在时间。


尽管他俩是同时间人。[21]

但却是朝向不同时代的两个人。


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他的弟子克拉底鲁说,“人一次也不能踏入一条河流”。透过皇甫嵩和董卓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即使身处同一段时间河流,其所投下的时代阴影也会完全不同。


怎么说?


如果站在皇甫嵩的角度,看皇甫嵩所处的时代,人们也许会有一种感觉:一切都是正常的(或许这就是皇甫嵩本人对他所处时代的感觉?)虽然皇帝被变更了,但以前一直有皇帝被非常态地变更;太后被杀了,以前也有过太后被杀;“黄巾起义”被后世认为是影响东汉历史走向的大事,但当时的人未必都这么看,骚乱和叛乱一直没有停息过,再说不是很快被平定了么。董卓专权又怎么样,之前不也有过梁冀,再早还有过窦宪么?他们都曾是“威震天下”的人物。有什么理由认为,出了个董卓,东汉就要完了呢?再说董卓后来也被杀死了。至于迁都长安,至少皇甫嵩本人对此没有发出一点异议。


鲁迅说过一句话: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华盖集续编 纪念刘和珍君》)

无论身处什么时代,身经何种事情,那种一切照旧的感觉,始终会是某些人群的心理状态。

但如果从董卓的视角看,人们的观感就有可能完全不同。


无论是后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还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董卓都是以一个异类的形象,出现在洛阳的政治舞台上的。不管是对于东汉,还是秦汉以来的历史来说,董卓在洛阳的出现,都是个新现象,一件新鲜事物,一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科西嘉的怪物”。如果说汉灵帝、“黄巾起义”和董卓是东汉走向三国的三大主导要素,那董卓就是最直接摁下按钮的那个人。从董卓开始,东汉历史就真正进入了急剧弯道,随后,东汉就一步步不再是东汉。陈寿的《三国志》,除了被作者奉为正朔的曹氏一家的男男女女外,董卓是开篇第一人。这不仅是自然时间上的顺序,也是历史时间上的位置。


换言之,董卓是三国的揭幕人。


方诗铭先生在《方诗铭论三国人物》的《前记》结尾处特地说明:

本书是从董卓开始的,他似乎不能算作三国时期的人物,但陈寿的《三国志》中,除皇帝后妃外,第一篇即是《董卓传》。

方诗铭先生的话语有些勉强和无奈解释的味道,其实这恰恰道出了董卓在从东汉到三国历史转折处的位置和意义。

董卓和皇甫嵩的最大不同,也在这里。


皇甫嵩像是停留在过去时光里的人物,一切世事的变幻莫测,到了皇甫嵩这里,都重新归于静止和不变了;董卓则朝前跨了一步,以暴烈的方式,打开了新时代的阐门。

因此,皇甫嵩与董卓的较量,其实是暗含了两种不同时代的较量。皇甫嵩站在河这边,董卓则渡河而去。

也许正是这种具有标杆性的“过渡人”的位置,决定了董卓表现出比皇甫嵩更为复杂、深邃、有力的人性。在董卓身上,更能体现出那个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的气息,一种搅动与颠覆,激荡与厮杀的气息。


暴力必然地成为这一新时代来临的标志和象征。

它也是董卓身上的一大特色。


董卓身上的暴力倾向和表现,除了确实来源于一种习性(基于天性和地域的成份),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它的背后站立着政治的背景。那些带有骇人听闻性质的暴力行径,那种故意的、快意的,无所顾忌的滥施淫威的行为,其实反映了董卓政治处境和心理的某种失衡,也显示出他一惯的对于暴力的信仰和依赖。他相信暴力可以帮他实现梦想,给他带来他想要的东西。这其实是一种政治失能和迷惘的表现,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图谋上的失策,以为恐惧可以慑服人心,结果却适得其反。


当然,从具体的视角来看,董卓在洛阳带有突然性的暴力行动,跟当时士兵的性需求和经济物质上的需要有关。然而阐门一旦打开,洪水将不可遏止,成为董卓前后政治历程的分野线与转捩点。


不过,要是认为暴力是董卓与皇甫嵩之间的区分,那就可能是种误解了。皇甫嵩在镇压“黄巾起义”时表现出的暴力,一点不亚于董卓。长社之战,斩首数万级,东郡斩首七千余级,与张梁战,获首三万级,赴河死者五万许人,与张宝作最后的决战,首获十万余级。总之,死于皇甫嵩之手的“黄巾”,总数在二十万以上。在张角先已病死的情况下,皇甫嵩“乃剖棺戮尸,传首京师”。镇压张宝“黄巾”后,更以十万“黄巾”尸体,“筑京观于城南” (《皇甫嵩列传》)。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一种战争或战场行为,跟董卓的滥杀平民,完全不应相提并论。是的,——但战争或战场就一定要多杀戮吗?后来三十万青州“黄巾”归降曹操,也许提供了一个不太一样的例子。


所以,说到暴力,皇甫嵩于董卓其实是不遑多让的,并非就是一个心慈手软之人。


但就这么个皇甫嵩,当他面对董卓时,却完全像是换了一个人。皇甫嵩听从董卓征召,从扶风越过长安去到洛阳,那时候汉献帝和东汉朝廷正被迫向西而来,跟前往洛阳的皇甫嵩相向而行、擦肩而过。皇甫嵩被董卓免死,还先后被任命为议郎和御史中丞。当董卓回长安时,皇甫嵩已在路边恭候。就是说,皇甫嵩接受董卓的任命后,一个人又从洛阳返回了长安。当董卓对皇甫规的遗孀极尽逼迫与凌辱,规妻最后死于董卓暴力之下,那时皇甫嵩在哪呢?不管怎么说,从名份上讲,这位烈性女子都是他的婶娘。反到是在董卓被吕布刺杀后,一直处于静默状态的皇甫嵩,突然冒了出来,“使皇甫嵩攻卓弟旻于眉坞,杀得母妻男女,尽灭其族。”(《董卓列传》)。这件事,连范晔都好像有点不太好意思把它放进《皇甫嵩列传》,只在《董卓列传》里马虎了草地塞了这么一句。当时,“卓母年九十,走至坞门曰‘乞脱我死’,即斩首。”(《三国志 董卓传》裴注引《英雄记》)。此时,那个一直隐身不显的皇甫嵩好像突然“满血复活”了,——恢复了他在镇压“黄巾起义”时的那股狠劲。


所以,暴力并不是皇甫嵩和董卓的“识别码”。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应该看到董卓不仅没有杀掉皇甫嵩,反而让他做了御史中丞。在东汉,这还真是个不错的官。[22]皇甫嵩却在董卓死后,灭了董卓家族。


能看出皇甫嵩和董卓之间不同的,是他俩与士人群体的关系。


至少从皇甫规开始,皇甫家族就极力把自己往士人,甚至是党人圈子里靠,这在《皇甫规列传》里有详细、精彩的描述。皇甫嵩本人在这方面的表现,史籍中同样有清楚呈现。可以说,皇甫嵩最后成功融入了士人群体,成为其中一员。


董卓也曾一度跟士人群体,——更确切地说是关东士人名流,表示过由衷的亲热,希望能结成亲密的关系,但最终却失败了,并且死在了士人首领王允之手。董卓与(关东)士人的关系,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形容:“我本有心向明月,奈何明月像刀锋!”士人群体对董卓,可以说是一直是暗怀图谋的,而董卓则多少属于被迫反击。曹操后来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仿佛是从董卓这里得到了教训,受到了启发。


董卓和皇甫嵩与(关东)士人群体的不同关系及其结局,其实是反映了两人与士人群体在文化和利益沟通上的合流与冲突。虽然皇甫嵩和董卓同为凉州武将,但皇甫家族从武将角度说,早已文化,或者说儒化,地域角度说,则早已中原化;董卓却是融而不入,始终保留着浓厚的西凉色彩。皇甫规的遗孀在痛斥董卓时,说他是“羌胡之种”,这与其说是种族区分,不如说是文化的蔑视。文化及其背后的思想倾向,正是皇甫嵩和董卓较量的真正枢纽。对此,范晔在《儒林列传》,——请注意,是《儒林列传》!——的结尾处,用一段话语,给出了最好的脚注:

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眄,则天业可移,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暨乎剥桡自极,人神数尽,然后群英乘其运,世德终其祚。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故先师垂典文,褒励学者之功,笃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于杀逆,其将有意乎!

范晔认为,皇甫嵩的选择,是遵循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和学习的结果。


2015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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