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在中国:山西省教区的划分和发展(全文)

天瓯智库 2021-09-15 15:28:13

天主教太原教区主教座堂



序言[1]


按照一般学术界的观点基督宗教曾经三次传入中国。第一次是唐朝时期,当时被天主教罗马教廷判为异端的聂斯托利派(唐王朝称其为景教),在唐贞观九年(635年)传入中国。第二次传入是元朝时期,意大利藉方济会传教士若望·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乘船于1294年到达中国。但有关元朝天主教在山西的传播文献资料寥寥无几。

第三次传入中国是在明末清初,从此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开来,时至今日再也没有中断。在一些知识分子教友的邀请下,意大利耶稣会士把天主教传入山西。这些传教士在山西的西南部绛州和中部太原建立了最早的基督徒团体,并以此为根据地向全省各地迅速传播,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和商人皈依天主教。他们热心帮助神父们传道,募捐财物、组织人力物力修建教堂,开设孤儿院等。


18世纪时,耶稣会士慢慢离开山西,方济各会传教士逐渐完全接替了耶稣会士在山西的传教工作。康熙帝以后长达一百三四十年的禁教教难开始,外籍传教士们昼伏夜出秘密传教,隐居于偏远山村、教友家中,此时领洗的教友大多数是农民和一些商人;中国籍神父则四处奔波看望教友。这个时期的教友团体慢慢由西南部发展到了中部和东南部。虽然教会发展缓慢,但却从未间断。


19世纪中期,禁教解除,教会开始恢复并取得发展,外籍传教士和山西籍神父逐渐增多,教友人数快速增长。虽然经过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打击,教难过后,教会迅速恢复发展直到1949年,此间形成了中部太原和东南部潞安(长治)两大中心。


在教会组织结构方面,从1620年传入绛州,到1696年时教廷就已建立了山西代牧教区。禁教开始后,从1715年开始山西和陕西两省合并成一个代牧教区,直到1844年山西代牧区恢复,而1890年山西又分为南、北两个代牧教区。进入二十世纪后,为了推动全省各地传教工作,大同、汾阳、朔州、榆次、洪洞、绛州逐渐从太原和潞安代牧教区分离出来,成为各自独立的代牧教区和监牧教区。1946年天主教会圣统制的建立,标志着山西天主教的发展与成熟。

 

一、中国元朝孟高维诺主教时期


方济会士孟高维诺1294年到达中国元朝首都大都(北京)后,在京城的传教工作功绩显著。在分别于1305年和1306写给同会会士和教宗的信中他提到自己在京城修建教堂一座,给六千人付洗[2]1307年孟氏的信转到了教宗手里,于是教宗克莱孟五世(Clement V 决定建立北京总主教区,任命孟高维诺为总主教兼东方全境宗主教。同年722教宗委派三位枢机主教祝圣了七位方济各会士为主教,命他们来华祝圣孟氏为主教。这七位主教于1307年秋启程,但最终只有三位于1313年到达大都并祝圣孟氏为主教[3]。在此时期,山西全境属孟高维诺主教管辖。1368年元朝灭亡,随着元朝蒙古人统治的结束,天主教会也不复存在。


二、1696年山西代牧教区成立


16961020日教宗依诺森十二世(Innocent XII) 签署法令《Cum nos nuper》成立山西代牧区[4]1702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张安当(Antonio Posteri)被任命为山西代牧教区主教。但他在祝圣之前,便于1705118日在太原去世。当时山西全省有3000教友,分别属于太原府和绛州两个本堂区(Parish)。耶稣会在绛州、祁县、汾阳建有会院。张安当去世后,1707年由陕西代牧主教意大利方济各会士梅书升(Antonio Laghi)兼管山西代牧教区。1726年梅主教派意大利方济各会士高乐道(Francesco Garretto)神父和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劳晋良(Gabriele Torino)神父到达山西。以后又有意大利方济各会士方启升(Francesco Saraceni)神父和李乐道(Eugenio Piloti)神父相继来到山西。耶稣会传教士继续工作到1737年为止,此后山西的传教工作完全由方济各会士负责。


山陕(山西陕西)代牧教区第六任主教康安当(1781-1785)


太原教区主教座堂内景

三、山陕(山西陕西)代牧区(1715-1844)


17151844年约130年间,共有16位主教管理山陕代牧区,本小节将以时间为线索对这一时期做一阐述。

 

1. 梅书升主教(1715-1727

1715年,山西省和陕西省合并为一个代牧区,原陕西代牧主教梅书升被任命为山陕首任代牧主教。不过梅主教并没有去山西,仍居留在陕西。他先是将山西传教事务仍托付给耶稣会神父继续负责,直到1726年才派高乐道神父去山西,任命高神父为山西的总铎,神父自此定居山西,直到1738年去世为止。1731年,方启升代牧主教由陕西来山西视察,返回陕西后第二年派遣李乐道神父到绛州负责山西南部的教务工作。

 

2.方启升主教(1731-1741

1716年方启升偕同另外两位方济会士高乐道和劳晋良神父一同来华到达陕西西安府[1]1724梅主教任命方启升为副主教。同年雍正皇帝下令全国禁教,教难发生,梅主教和其它传教士都被驱逐到广东,但方神父乔装打扮成商人躲藏在山中,避过教难的迫害[2]。梅主教去世的第二年1728年被任命山陕代牧主教,并于1731年由四川代牧遣使会会士穆天池主教祝圣为主教[3]

 

3高乐道助理主教(1732-1738

1732年,高乐道神父被任命为山陕代牧教区助理主教。于陕西西安,由方启升主教祝圣为主教。随后便立刻返回山西,返回山西后他委托劳晋良神父管理太原府城内和附近堂口的教友。主教自己住在绛州,他以当地教友的名义买了房地产,作为主教座堂。那年,山西全境已经有教友25.000[4]1738年,高主教在赵城县马牧村去世[5]

 

4. 李乐道主教1741-1756

高乐道主教去世以后,方启升主教深感自己年老力衰,向教宗申请选派新的助理主教。教廷于1740年任命当时在山西平阳府传教的李乐道神父为山陕教区助理主教[6],并于西安由方主教祝圣为主教。他于1741年接替方主教管理山陕教区直至1756年,共计十五年。李乐道主教就任之初被教廷任命为中国教会书籍出版审定员。当时中国教会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礼仪之争”,在外籍传教士之间产生两种对立意见。在广东的传信部财务主管Ribalta神父提出折中的主张,希望调解双方的争论。该主张允许立祖宗牌位,但要以教友风俗书写;允许画具有中国传统画特色的圣像,但不允许画教外人的神像等等。李主教同意Ribalta神父的主张,并将其主张呈报教廷[7] 1742711日,教宗颁布法令《Ex quo singulari》,禁止礼仪问题的争论[8],礼仪之争的风波暂得平息。


1741121日,方启升主教在陕西渭南的葛家沟去世[9],从此李主教就奔波在西安与绛州之间。在太原府及山西北部传教的劳晋良神父因不满李主教对礼仪之争采取的措施,于1746年辞职回国,途经非洲南端好望角时去世,时为1747131[10]1746年,全国范围内发生教难,在山西传教的意大利藉方济各会士柏若翰(Joannes Bapt. Pedracini)神父和德籍方济各会士李世辅[11]Urbanus Schamberger 神父被捕,李主教逃到江西后也被逮捕,不过不久便被释放,并返回绛州。1754年他又被委任为四川的署理主教[12],并于17561230日在绛州去世[13]


李主教于1753年将临期第三主日祝圣意大利藉方济各会士步奥才神父(Joannes Antonius Buocher)为主教[14],随后便被派到陕西汉中府一带视察教务。但他刚到汉中就被官府逮捕,并被驱逐到澳门。因不能来教区履行职务,他便向教廷辞职。1760年,教廷任命意大利藉方济各会士李成功(Joannes Bapt. Maoletti 神父为主教。不幸的是,教宗任命书还没到达,李成功神父就于1761825日在陕西去世[15]

 

5方济各(Franciscus Magni )主教(1763-1777

传信部得知李成功神父去世的消息后,很快就任命了意大利藉方济各会士方济各神父为山陕代牧区主教[16]。方济各神父何时被选,何时被祝圣,无资料可查。估计他在来华途中被选,到达澳门后可能由步奥才主教将其祝圣为主教。至于何时到达陕西,便不得而知了。不过1763年他已在西安府,暗藏在一家杜姓教友家中[17]


方主教1763来到教区之初,教区没有其他外籍传教士。1765416日,德国藉方济会士闵而才(Nathanael Burger)神父被派到山西[18]。方主教曾上书罗马教廷,申请恢复被禁的中国礼仪,并举出不少可以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理由。但教廷不但不接受他的申请,还予以严厉责斥,指责他想挑起已平息三十年的礼仪之争。因此,1777年方主教以身体健康不佳为由向教廷申请辞去主教之职并获得批准[19]。教廷另委任闵而才神父为主教。17781018日,方主教将闵而才神父祝圣为主教。新主教上任后就安排老主教为其助理主教,负责陕西、湖南和湖北的教务工作,自己则管理山西教务。但不到两年的时间, 闵而才主教便于1780828日在太原府去世[20]。闵主教去世后,方主教又祝圣了康安当(Antonius Maria Sacconi 为主教。1784年,方主教在西安被捕[21] 并于1785212日在北京监狱中去世[22]。方主教任职期间,先后有11位中国神父从意大利那不勒斯圣家学院学成回国在教区服务。

 

6康安当主教(1781-1785

早在17781019日,意大利藉方济各会士康安当神父就被教廷任命为山陕代牧教区主教[23],并于1781224日由方主教在西安将其祝圣为主教[24]。康安当就任正权主教后安排方主教留在陕西,负责教务工作,自己则往山西绛州,开始山西的传教工作。1783年,潞安府发生教难,一位不信天主教的婆婆把自己的教友媳妇告到官府,禁教因此在山西展开,官府在各地抓捕教友。老方主教常住在一个杜姓教友家中,每年秘密派人去广东、澳门呈送教务报告,领取传教经费,官府并不知情。但不久湖北有人向官府告密,1784年,全国性的教难爆发[25]


1784年,官府在山西全省通缉康主教,而主教当时就住在太原府城内,他亲自到山西巡抚面前投案,申明自己就是山西的主教。1785年初,主教被押解到北京,在监狱中遇到了方主教,并在方主教手中领受终付圣事(病人付油圣事)。他于25日在狱中去世[26]


山西著名圣母朝圣地太原教区板寺山圣母堂(又称“后山圣母堂”)(摄影:福若瑟中心)

金乐理主教(1787-1790任职)(福若瑟中心档案室)

冯尚仁主教(1835-1844任职)(福若瑟中心档案室)


三、山陕(山西陕西)代牧区(1715-1844)


7金乐理(Marianus Zaralli)主教(1787-1790


178743日,意大利藉方济各会士金乐理被选为山陕代牧主教,但委任状两年以后才到达。1789412日,北京主教将其祝圣为主教。祝圣后,他即刻到山西就职。他在潞安府襄垣县赵家岭村视察教务时,却不幸在夜里煤气中毒。他于179046日或是7日去世[1]

 

8吴耀汉Joannes Bapt. de Mandello)主教(1793-1804


1793年,意大利藉方济各会士吴耀汉神父被任命为山陕代牧主教,他于1794年接到任命书,并于同年由四川法籍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马主教(Desiderii de Sancto Martino)将其祝圣为主教[2]。升主教后,他先回到陕西视察全省教务,随后前往山西。在山西视察教务时吴主教发现有些中国神父允许教友举行已被罗马教廷禁止的礼仪,主教批评了神父们,因而引起了神父们的不满,向教廷状告主教。传信部于是派遣了当时在北京的康福德(Emmanuel Conforti)神父以宗座视察员的身份来山西处理该问题。他到任后便将吴主教停职,命主教住在绛州城内,由中国神父李自标(James Li)看管。当时在西方正值拿破仑强盛时期,政治混乱,教廷根本无暇顾及此案。从此康神父就以教区领导人的身份管理教区[3]

 

9太原贵族教友李照献土地给教会[4]


康福德神父管理山西教务期间,于1800724日以宗座视察员的身份接受了明末贵族李应时的后代李照教友奉献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教会不断发展,建立了中国最大的罗马式教堂、主教府大楼、修女院、男女小学校、医院等,发展成为山西天主教的中心。以下是李照献土地的契约:

 

立献约人李照:为爱主爱人,于上主台前,愿献己地,以留为永远事缘。本地教友穷苦、艰难,主日瞻礼通功,无祈祷之处,司教铎德往来,无妥当之所。余昔年念及心伤,愿献自己白地一块,修理房屋,又出钱三十千文。但我力量不足,幸有司铎并众教友知我心愿,成全我志共襄圣事。相帮我钱七十二千六百文,共费钱一百零九千六百文。此地座落小北门二道巷,东至己,南至李仓,西至己,北至己。自献之后,添盖正房大小五间,起东西院墙,修理水井一眼,又栽各种树木。庶几远近教士均获神益,令本地信友,不但通功方便,更能多沾圣惠。司铎随便往来,办理教务亦有栖息之所。日后此地与我子孙,永远无干,与别会亦无干。但恐世远年湮,我之子孙或起争端,又恐圣教窘困或经官司,此地难保不失。特为此故恳祈大神父斟酌,善全之道,筹划妥当良谟。务令此地管雇有人,永保无虑,庶不负我昔年之善愿,并诸位司铎及众信友相帮成全之美意矣。恐后无凭,立约存照。用原日修理房屋相帮银钱姓名开列于后。

修大正房、厨房、康监牧帮钱二十五千,后又留钱五千修东正房用了。赵铎相帮钱十二钱四百文,修井鲍牧相帮钱二千一百文,修东正房帮钱五千文,王牧相帮钱三千五百文。

修大正房、厨房众信友出钱六千文

修井          众信友出钱七千文

修东正房       田茂禄帮钱五千文

李福帮人工外,出钱二千二百文

众司铎共帮钱五十三千文

众信友共帮钱十九千六百文

二宗共合钱七十二千六百文以上共费钱一百另九千六百文

前后经理人    李富芳

中间人:李仓  李富芳   张成花  李福

嘉庆五年(公元1800)七月二十四日   立献约人李照

 

10路类思(Aloysius Landi)主教(1804-1811


后来,罗马教廷恢复了吴耀汉主教的管理权。但由于他身体状况不佳,便申请教廷任命意大利藉方济各会士路类思神父为他的助理主教。申请得到批准,并于1804年复活节祝圣路神父为主教。同年623日,吴主教在绛州城去世[5]

路类思神父在做副主教(Vicar General)期间,于1802年在祁县九汲村开办了一所小修道院[6]1804年,他接管教区工作后,教难日趋严重,神父或被捕或流放,主教无法视察教区,遂专心培养修生,五年之内有三位修生圣神父。1810年,他编辑并出版了“传教生活法规”[7]。同年,意大利藉方济各会士金雅敬(Joachim Salvetti)神父来到山西。路主教已年迈体弱多病,便把九汲村修院托给金神父管理,并委任他为副主教,全权管理教区事务,自己则隐退于洞儿沟。他于18111026日在洞儿沟去世[8]

 

11金雅敬Joachim Salvetti主教1815-1843


1815221日传信部任命金雅敬神父为山陕教区代牧主教。并于1817217日在北京由南京主教葡萄牙藉遣使会会士毕学源(Perez)祝圣为主教[9]。金主教在职共27年。1823622日,他祝圣意大利藉方济各会士伍安道(Antonius de Pompejana 为其助理主教,命其管理陕西和甘肃两省教务[10]。伍主教于1828811日在陕西汉中去世[11]1835年,金主教又祝圣意大利藉方济各会士冯尚任(Alphonsus Donato)为其助理主教。金主教同冯尚任助理主教一起申请罗马教廷,要求将山陕教区分离成两个教区,但在教廷批准之前,金主教就于1843921日在祁县九汲村去世了[12]   

 

12. 最后一位山陕代牧冯尚任(Alphonsus Donato)助理主教(1835-1844


1835年,金主教祝圣冯尚任为其助理主教,命其负责陕西和甘肃的教务[13] 184432日,教廷宣布将山陕教区一分为二[14]1845613日,冯主教在新立村祝圣意大利藉方济各会士杜约理神父为新成立的山西代牧区主教,他自己则负责陕西和甘肃教务[15]1848520日冯主教在陕西三原县通远坊去世[16] 



山陕教区时期代牧主教(1715-1844)列表[17]



          原名

                中文名

        任职时间

1

Antonius Laghi

梅书升(Mei Shusheng

1715-1727

2

Franciscus Saraceni

方启升(Fang Qisheng

1731-1741

3

Franciscus Garretto

高乐道(Gao Ledao

1732-1738

4

Eugenius Piloti

李乐道 Li Ledao

1741-1756

5

JoannesAntonius Buocher

步奥才   (Bu Aucai)

1753-1765

6

Joannes Bapt. Maoletti

李成功   (Li Chenggon)

1760被任命为主教但未接受祝圣

7

Franciscus Magni

方济各   (Fang Jige)

1763-1777

8

Nathanael Burger

闵而才   (Min Ercai)

1778-1780

9

Antonius M. Sacconi

康安当   (Kang Andang)

1781-1785

10

Marianus Zaralli

金乐理   (Jin Leli)

1787-1790

11

Crescentianus Cavalli

伊革物   (Yi Gewu)

1791 被任命为主教但未被祝圣为主教,于同年1124日在北京南堂去世,没有来山陕代牧区履职[18]

12

Joannes Bapt. de Mandello

吴耀汉   (Wu Yaohan)

1793-1804

13

Aloysius Landi

路类思   (Lu Leisi)

1804-1811

14

Joachim Salvetti

金雅敬  (Jin Yajing)

1815-1843

15

Antonius de Pompejana

伍安道  (Wu Andao)

1823-1828

16

Alphonsus Donato

冯尚任   (Fen Shangren)

1835-1844


山西另外一个著名朝圣地,现太原教区(原为榆次教区)洞儿沟圣母七苦山朝圣地。图中两位小天使在朝圣,他们是教会的未来。(摄影:福若瑟中心)



四、山西代牧区(VicariateApostolic)阶段(1844-1890)


184432日教宗额我略十六世(Gregorius XVI)颁布法令将山陕教区划分为独立的两个代牧区,在此期间共出现了两位主教,两位助理主教和一位宗座署理(Apostolic administrator),到1890年山西代牧区终止。


杜约理主教(1845-1862在任)(福若瑟中心档案室)


1. 首任代牧杜约理Gabriele Grioglio主教(1845-1862)


1844年,山西成立独立代牧教区时,教宗就委任杜约理为首任代牧主教。但他接到委任书时,不愿接受,欲向教宗请辞。经冯尚任主教劝说后,才接受委任。1845613日,冯主教在文水县新立村祝圣其为主教。当年,山西全境有教友八千人,四位外籍方济会传教士,十六位中国神父。主教上任之初就不遗余力地开展教务。他将修道院由祁县九汲村迁到太原西南的洞儿沟村,并特别注重修道生培育,从拉丁文到神学的教授都由他一人担任。每年在假期时,他还出外到各地视察教务,教友也与日俱增[1]


然而不幸的是,杜主教坚决主张尊孔祭祖乃中国传统文化民俗问题并非信仰问题,由此获罪罗马教廷及方济会总会长而遭到撤职。教廷随委任意大利藉方济各会士傅安当(Antonio Feliciani)神父为山西宗座署理。杜主教于1862613日离晋,返回欧洲。临行前他把教区交给副主教傅安当神父管理。返回意大利后他便即刻辞去主教一职,隐退到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Piemonte)的一座方济各会院,在此隐居28年,直至189119日去世。葬礼那天很多穷人泪流相送,因其生前特别同情照顾穷人,被称为穷人之父[2]。杜主教是为中国礼仪之争问题而牺牲的最可敬的一位主教[3]

江类思主教(1863-1890在任)(福若瑟中心档案室)


2. 第二任代牧江类思(Aloysius Maccagatta)主教(1863-1890


意大利藉方济各会士江类思 1840年来华,1845511日被祝圣为山东教区助理主教。1863年杜约理主教被撤职后,他被教廷选为宗座视察员(apostolicvisitor)并被委任为山西代牧区的宗座署理。他先后曾三次赴山西视察。为平息因礼仪之争产生的混乱,他曾将山西与山东的神父互换。在他做宗座署理期间先后有傅安当和意大利藉方济各会士张武良(Paolo Carnevale)担任副主教,在山西负责教务。1866318日,傅安当在洞儿沟去世。傅安当去世后,江类思主教第二次赴山西,同时带来三位意大利藉方济各会传教士:艾世杰(Gregorius Grassi)、富格辣(Franciscus Fogolla 和雷体仁(Elias Facchini)神父。江主教因要前往罗马参加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就委任张武良为副主教全权管理山西教务。18661868年间,张副主教负责修建了太原主教座堂和主教公署大楼[1]


1870年,罗马正式任命江主教为山西代牧主教,并于1872年在山西正式上任。同年519日,他祝圣张武良为助理主教,负责山西东南部潞安府一带的教务。遗憾的是,张武良不久便于1875523日在潞安府桃园村去世[2]1876128日,江主教选择自己的亲外甥艾世杰神父为其第二任助理主教,于同年1119日祝圣其为主教。


1877-1879年,中国北方大旱,导致严重饥荒。仅山西一省就饿死四百万人,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四千名教友死于此饥荒。饥荒中,两位主教竭尽全力帮助教友,给不计其数穷苦外教人付洗[3] 艾主教服务饥民的无私精神赢得了教内外人士的广泛尊敬。为了表示对教会的亲善,山西巡抚免除了教友为地方举行迎神赛会捐款的责任。圣堂及教友人数也与日俱增,到1890年重新划分教区时,全省教友数已超过二万人[4]


江主教的最后六年双目失明,他于是每天颂念玫瑰经,专务祈祷。他于189196日在太原去世[5]

方济各小兄弟会在中国第一座初学院 -- 洞儿沟南山初学院(摄影:福若瑟中心)

圣艾世杰主教(1891-1900年在任)(福若瑟中心档案室)

圣富格辣主教(1898-1900年在任)(福若瑟中心档案室)


五、1890年山西北、南境代牧教区的建立


1890617日,因山西代牧江类思主教和其助理主教艾世杰的申请,罗马教廷将山西代牧区一分为二,正式成立北境、南境两个代牧教区[1]。当时山西全省行政区有85个县。

 

1. 北境代牧教区(1890-1924


山西中北部的39个县划归北境代牧教区,教宗委任原山西代牧江类思做新成立的北境代牧区主教。由于主教身体状况早已不佳,便由其助理主教艾世杰实际管理教区,主教座堂设在太原府城内。当时全地区有居民七百万人,教友人数一万三千人[2]

 

圣艾世杰Gregorius Grassi主教1891-1900


1891年,江类思主教去世以后艾世杰继任主教。从此时到1900年近十年的时间内,艾主教新建和扩建了教堂60余座,到处开办慕道班,并建立100余处祈祷所和小教堂。到1900年教难发生以前,教友已增至一万八千人[3]

 

洞儿沟方济各小兄弟会初学院


由方济会传教士负责的中国各地传教区域传教事业不断稳步发展,因此许多主教深感传教士不足,曾尝试在中国建立方济各会初学院,但都没有成功。一番努力之后,艾主教终于成功地建立了中国第一座方济各小兄弟会初学院。1893820日,由传信部批准,并受罗马方济总会的委托,初学院在太原府西南35公里处的教友村洞儿沟成立。第一批有六位初学生,其中的一位陈国砥(Aloysius Chen)修士于晋铎后在19261028日由教宗比约十一世在罗马伯多禄大殿祝圣为主教,成为中国首批六位国籍主教之一。该初学院1900年因教难停办,1924年恢复,到1928年为止共培养了40位中国方济各小兄弟会会士[4]

1897年艾主教任命富格辣神父为副主教[5],并派遣他带领四位修士前去意大利都灵参加第二年举行的全球天主教传教区展览会[6]

 

圣富格辣(Franciscus Fogolla)助理主教(1898-1900


1839104日,富格辣出生在意大利的中北部蓬特雷莫利(Pontremoli)教区的蒙特雷焦(Montereggio)村。他于1858年入方济各小兄弟会[7]18661213日乘船来华。起初两年在山东传教,因学习汉语的艰难曾想返回欧洲。但后来却精通了中文,甚至超过一般普通的中国人,令中国人十分惊奇。他于1868年抵达潞安府,在此传教七年。传教期间,他凭借流利的中文,成了教友们打官司的辩护律师,经常出庭保护教友们的权利,也曾为官司多次去北京,调解教友和外教人之间的矛盾。他后来被调到太原,担任副主教和修道院的教授[8]


1898年,他在意大利都灵参加世界传教展览会时,被教廷任命为山西北境教区的助理主教,同年824日,于法国巴黎由圣座驻法国大使克拉里(Clari)总主教祝圣为主教。之后他游历比利时和英国各地为教区募款。1899年,他带领一些修士和七位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Franciscan Missionaries of Mary)修女返回太原府,准备在太原开办一间天主教医院[9]

罗马圣安多尼圣殿大教堂内太原殉道圣人油画圣像(摄影:福若瑟中心)

风朝瑞主教(1902-1910,1916-1940年在任)(福若瑟中心档案室)

希贤主教(1910-1916年在任)(福若瑟中心档案室)

1900年义和团运动


十九世纪末期在中国许多地区发生大规模的“扶清灭洋”仇教运动,屠杀事件首先在山东兴起。


19004月,仇教者毓贤,由山东调到太原府就任山西巡抚。到任伊始,他就断绝了和教会的一切来往。同时他从山东调来义和拳在山西培训义和拳成员,挑动山西民众去捣毁他所厌恶的天主教会。他原计划到7月杀死山西境内的所有欧洲人和基督徒,但又害怕教友们反抗,于是欺骗主教和神父们说主教座堂不安全,命令教堂中的人们都集中到巡抚指定的地方。而事实上是将主教神父们监禁起来,此事发生在74日。79日下午,巡抚命其士兵将主教等押解到巡抚衙门口,于此他大开杀戒,将艾主教、富主教、两位方济各会神父、一位方济各会终身修士、七位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会修女、五位修士、九位在主教府工作的教友全部斩首。714日他又杀害了42位教友。其后在各地又有七位中国神父、二百位贞女、三百位方济各第三会在俗教友被杀。在惨烈的三个月教难期间,共有四千多位教友被杀,被杀之人不分性别、无论长幼,从守备武官太原贵族李富到街上的乞丐,从老人到儿童甚至包括吃奶的婴儿,怀孕的妇女。四个教友村庄、两百余座教堂和祈祷所被火烧毁,教友的尸体被当作狗食[1]。全教区殉道的教友比例高达百分之二十三[2]

 

凤朝瑞(Agapito Fiorentini)主教(1902-19101916-1940


凤朝瑞于1866927日出生于罗马附近的帕来斯特里纳(Palestrina)1882718日入方济各小兄弟会,1890322日在罗马晋铎,1895326日来华于湖北汉口传教。1902316日被教宗任命为山西北境代牧主教,于615日在汉口由意大利藉方济各会士江成德(Epiphanius Carlassare)主教祝圣[3]

190276日,他来到山西太原府开始管理教区[4]。当时教区有外籍传教士7人,国藉神父14人。由于在教难期间太原主教府被烧毁,凤主教将主教府暂时迁到洞儿沟。他的当务之急就是重建被毁的主教府,工程包括大教堂、主教府办公及宿舍大楼、修道院、孤儿院、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会院、和圣若瑟天主教医院。1905年这些教会建筑物先后竣工。19091119日,凤主教辞职[5]。在其任职的八年内先后共建起教堂67[6]


191677日,他第二次被任命为北境教区主教。复任后,他又在各地大兴土木建造了不少教堂。特别是于1935年在太原府城西外下庄寺村建造的山陕大修道院和方济各会院,投资额超过十万银元。为了使神职人员能充实知识,凤主教在主教府建立了图书馆,馆内藏书数万册。其中有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等多种文字书籍,涉及神学、哲学、教会法律、历史、社会科学、辞书、百科全书等方面。中文则以古典书籍为主[7]


凤主教极善于理财,他曾在天津投资房地产,建造几栋大楼;在湖北省汉口购置16处房地产;在太原府城内也购置商店和宅院。通过出租房产,每年教区有大笔收入。除了教区的日常开支,主教每年拿出大量金钱用于传教工作。凤主教在任期间成为太原教区历史上最兴旺的时期[8]

 

希贤(Eugenius Massi)主教1910-1916


1910215日意大利藉方济各会士希贤神父被教廷任命为主教接替辞职的凤主教,于同年515日由凤主教在太原府祝圣其为主教。他在太原府城内扩建主教府大楼,建立天主教明原男子学校、圣加辣女子学校和印刷厂。在其任内,1912年完成了在1900年教难时致命者申请列品调查案[9]1913年也完成了对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亚逊达(Assumpta Palota)修女列真福品案件的调查[10]


1916617日,教廷任命其为陕西中部教区主教,同年他于128日离开太原府到陕西西安府上任[11]

艾定禄主教(福若瑟中心档案室)

贺广才主教(福若瑟档案室)

翟守仁主教(福若瑟中心档案室)

康济民主教(福若瑟中心档案室)


2.南境代牧教区(1890-1924


山西东南和西南部46个县划归南境代牧教区管理,1890年教宗任命荷兰籍方济各会士艾定禄(Martinus Poell)为首任代牧主教,主教座堂设在潞安府城外马厂村。当时教区全境有人口约六百万,教友人数是九千余人。


艾主教上任不久就于189112日去世。1891424日,教宗任命荷兰籍方济各会士贺广才(Joannes Hofman)为继任主教,他于同年96日在湖北汉口被祝圣为主教[1]。贺主教上任后在潞城县羌城村成立修道院,在潞安府城内修建主教府和主教座堂。但在1900年教难时期,全部被义和团烧毁。而主教神父们则有幸及时躲避,没有被仇教者伤害。1901年贺主教辞职。荷兰籍方济各会士翟守仁(Odorico Timmer)被选为主教,同年1028日接受祝圣[2]。翟主教上任后的首要工作就是重建潞安主教府和主教座堂,同时重修各本堂区的圣堂,共计重修大小圣堂68[3]1926826日翟主教辞职[4]

 

3.太原代牧教区(1924-1946


1924515日,教廷驻中国首任代表刚恒毅(Celso Benigno Luigi Costantini)在上海主持召开天主教中国主教全体会议,会议决定将山西北境代牧教区改名为太原代牧教区;将山西南境代牧教区改名为潞安代牧教区。此决定于同年123日得到教廷批准[5],凤朝瑞成为当然的首任主教。为发展方济会圣召,凤主教重新开办了洞儿沟初学院。他于1933年召集山西省全体主教会议,于1935年偕同教廷驻华代表蔡宁(Mario  Zanin)总主教在太原召开山西、陕西两省全体主教会议,商讨在太原成立山陕大修道院事宜。19401月风主教第二次辞职,并于414日亲自祝圣意大利藉方济各会士李路加(Dominico Luca Capozi)为其继任主教。凤主教于1941822日在太原主教府去世[6]

 

4.潞安代牧教区(1924


1924年上海主教会议后,原山西南境代牧区改名为潞安代牧教区,原南境代牧主教翟守仁自然成为第一任代牧主教。但不久后,翟主教便于1926826日辞职。1928425日荷兰籍方济各会士苗其秀(Fortunatus Spruit)在潞安府被祝圣为主教[7]。苗主教继任时,全教区教友增至三万四千人。为了服务教区内贫病残疾者,苗主教创立了依撒伯尔(Elizabeth)修女会。1932年从潞安代牧教区划分出洪洞监牧教区(Prefecture Apostolic);1936又划分出绛州监牧教区。1938年日本入侵中国,潞安地区成为中日军队交战区,其重要城镇被日军占领,不重要的城镇则被游击队占领。在此环境下根本无法展开传教活动,三年之中便有三位神父被杀害。1942年日军将全部外籍方济各会传教士投入集中营[8]。苗主教和翟主教先后去世。1946年荷兰籍方济各会士康济民(Franc Gerardus Kramer)被任命代牧主教[9]     

首批国籍六位主教之一 --汾阳教区陈国䟡主教(福若瑟档案室)

朔州教区主教俞广仁(福若瑟中心档案室)

教宗比约十二世会见中国首位枢机主教圣言会士田耕莘主教,恩准田枢机主教的呼吁,于1946在中国正式成立圣统制(福若瑟中心档案室)


六、大同、汾阳、 朔州、 榆次、 洪洞、 绛州教区的建立(1922-1944)及1946年圣统制的建立


11922年大同监牧教区的建立


1921年圣母圣心会(Congregation of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CICM)总会长在西湾子[1]召开主教会议,决定在山西北部大同建立大修道院,同时请求传信部准许圣母圣心会在大同及周边地区传教。1922314日教廷传信部批准成立的大同监牧教区从北境代牧教区分离出来,同时批准成立大同大修道院。首任监牧主教是荷兰籍圣母圣心会士高东升(Joseph Hoogers),主教府设立在大同府城内,其下管辖六个县:大同、灵丘、天镇、浑源、阳高、广灵。1932219日荷兰籍圣母圣心会士邓维道(Franciscus Joosten)被任命为第二任监牧。同年617日传信部升格大同为代牧教区,邓主教成为大同首任代牧,并于828日在家乡荷兰被祝圣为主教[2]

 

21926年汾阳代牧教区建立


192657日传信部批准成立汾阳代牧教区,正式从太原代牧教区分离出来,510日国藉方济各会士陈国砥被教宗比约十一世任命为首任代牧主教,他是首批六位中国籍主教之一[3]。其主教府设立在汾阳县城内,教区管辖西部15个县:汾阳、介休、离石、孝义、石楼、中阳、平遥、临县、方山、交城、岚县、文水、兴县、岢岚、静乐[4]。同年1028日他在罗马伯多禄大殿由教宗比约十一世亲自祝圣其为主教[5]

 

31926朔州监牧教区的建立


1926512日传信部批准建立朔州监牧区,正式从太原代牧教区脱离,1927年德国方济各会士俞广仁(Edgar Haering)被任命为首任监牧主教[6]。主教府设立在朔州城内,监牧教区管辖15个县:朔州、左云、繁峙、山阴、应州、代州、朔平、平鲁、神池、宁武、偏关、五寨、怀仁、河曲、保德州[7]193355日升格为代牧教区,俞广仁升为第一任代牧主教[8].


4.  1931年榆次监牧教区建立

1931617日传信部批准成立榆次监牧教区,正式从太原代牧教区分离出来,于1932年任命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富济才(Hermenegild Foccacia)为监牧主教[9]。主教府设在洞儿沟,管辖10个县:榆次、寿阳、盂县、清源、平定、太谷、徐沟、昔阳、祁县、太原县[10]194439日升格为代牧教区[11]

 

5.  1932年洪洞监牧教区的建


1932524日传信部任命国籍神父成玉堂(Peter Cheng)为洪洞监牧主教,同年617日正式成立的洪洞监牧教区从潞安代牧教区分离出来[12]。主教府设在洪洞县城,管辖中南部13个县:洪洞、赵城、霍县、灵石、永和、隰县、汾西、浦县、大宁、临汾、襄陵、浮山、安泽[13]

 

6.  1936年绛州监牧教区的建


1936525日传信部批准成立绛州监牧教区,同年124日荷兰籍方济各会士孔昭明神父(Quintinus Pessers)被任命为监牧主教[14]。主教府设在绛州城内,管辖西南部22个县:新绛、垣曲、闻喜、稷山、河津、曲沃、汾城、乡宁、吉县、翼城、猗氏、万泉、荣河、芮城、虞乡、临晋、永济、平陆、夏县、安邑、解县、绛县[15]

 

7.  1946年山西圣统制的建立


1946218日,教宗比约十二世提升中国籍圣言会士田耕莘(Thomas Tian SVD)为东亚第一位枢机主教。314日他上书教宗,请求建立天主教中国圣统制。教宗于411日颁发“Quotidie nos” 通谕[16],在中国正式建立圣统制,划分中国为二十个教省(总主教区),提升各代牧教区为正式的主教区[17]。根据通谕太原代牧区被提升为总主教区;大同、朔州、榆次、汾阳、潞安被提升为主教区;洪洞和绛州仍为监牧教区。根据中华全国教务统计,1947年到1948年山西全省共有13,700,000人,教友人数140,520[18]


本文原作者Augustine Lee,译者李圣飞,天瓯智库公众号经福若瑟中心同意授权转载,原文分为八篇,因编辑排版需要有少量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