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链接与断链”:中丹国际系统论研讨会综述

法学学术前沿 2022-08-23 16:49:23

相关阅读:

【专栏】法律如何治理——后形而上法哲学反思|系统论法学

【专栏】刘涛:文字与法律演化:卢曼系统理论的视角 | 系统论法学

【专栏】张文龙:麦当劳与圣战: | 系统论法学

【学术】李忠夏:宪法教义学反思|系统论法学专栏

【专栏】陆宇峰:“自创生”系统论宪法学的新进展

【专栏】陆宇峰:“自创生”系统论宪法学的新进展



“链接与断链”:中丹国际系统论研讨会综述


来源:法学学术前沿首发


2017年1130日至121日,首届中丹国际系统论研讨会“链接与断链”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怀柔雁栖湖校区)召开。18位系统论研究者齐聚富有欧式风格的中丹中心,致敬已故著名系统论社会学家、法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会议由丹麦学者Morten Knudsen提议发起,中方学者由高原和余盛峰联系召集。丹方与会嘉宾包括九位系统论研究者,其中Gorm Harste系丹麦系统论研究的第一人;中方与会嘉宾包括宾凯、泮伟江、陆宇峰高原等七位系统论法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另有来自澳门大学的学者和北京大学的日本留学生出席会议。在两天的时间里,17位学者围绕16篇论文做报告,每篇论文的讨论均持续一个小时左右。

以下为研讨会内容的简单摘要。



    梅勒(Hans George Moeller)教授是澳门大学艺术与人文学院教授,毕业于德国波恩大学,曾先后任教于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和加拿大克鲁克大学哲学系,在汉学研究和卢曼社会系统论研究都有很深的造诣和重要的影响。梅勒教授本次报告的主题是认同:论自我与社会的链接和断链。梅勒教授高度评价了卢曼关于个体心理系统与社会系统结构耦合关系的论述,同时指出,卢曼的理论重点在于从社会理论的立场描述社会系统对此种结构耦合关系的观察,而他报告的论文则反其道而行之,着重从个体心理系统的角度观察此种关系,由此涉及个体自我认同的问题。不同于传统哲学以身心关系为起点,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启发我们从心理系统与社会系统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借助于美国著名文艺批评理论大家莱昂内尔·特里林的名著《诚与真》,梅勒教授从历史的角度将个人自我认同的语意分成了三个范式,即真诚性(sincerity)、本真性(Authenticity)与多侧面性(Profility),分别对应社会演化的不同阶段。例如,中国古代儒家语意建构的是第一种自我认同的范式,现代功能社会建构的则是第三种范式,体现了现代社会二阶观察和去中心化和多脉络的特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泮伟江副教授是国内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重要开拓者,他报告的主题是《为什么中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者会对卢曼感兴趣》。泮伟江指出,虽然卢曼社会系统理论产生的重要经验基础是欧洲的现代性经验与传统,卢曼本人也在不同作品中多次表示中国的情况与他关于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等问题的论述并不一致,但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本身是一种普遍化的理论,甚至适用于自身卢曼确实也在与艾森斯塔德等人的对话中,在一种更为宏大的比较文明研究的背景下,在社会演化理论的视野下发展其社会系统理论。卢曼关于中国的判断基主要基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文献,而中国近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使得原先看似不可能发生的可能性变得很有可能性。目前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超大规模陌生人社会的特征,同时出现了功能分化与去分化的趋势,因此处于社会演化理论所谓的关口转型构成了它的总特征。无论是旧中国的语意学还是旧欧洲的语意学,在观察、描述和分析当前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都遭遇了根本性的困境,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则为我们观察中国社会演化当前特殊阶段的转型特征预备了重要的概念、方法与可能性。因此,用卢曼的系统理论观察和研究中国转型阶段的社会演化可能性,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以及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泮伟江副教授也介绍了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卢曼作品翻译、研究与应用的整体情况,引起了与会西方学者的广泛兴趣和讨论。


 

高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讲师,研究领域包括微观经济理论、经济史乡村治理、计量经济学与机器学习、以及社会科学哲学。他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有意识地使用卢曼理论、卢曼理论与主流社会科学方法进行比较的学者。本次会议上,的报告Legitimacy-building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erspective from Luhmann’s Theory of Political Legitimacy力图借助卢曼理论的视角来分析20世纪。报告认为,起点卢曼所指出的层级式分化的瓦解。一旦覆盖全社会的层级结构以及相应的儒教语意瓦解,面临在一个更加偶在、复杂不确定的社会中进行正当性建设的问题。,已经无法再自然而然地使用层级结构以及具有层级式本体论的语意来支持正当性建设。成功在于,也在于处理这些主题存在的张力。中国经验启发我们认识到,正当性建设不等价于一劳永逸地建立共识性规范,反而是关乎在动态与不确定的环境中对悖论的处理。


 

    哥本哈根商学院教授Niels Åkerstrøm Andersen是丹麦系统论研究的资深学者,他报告的题目为《紧密和松散耦合的潜力》。从所有现代组织已获得多样化的象征性普遍化媒介出发,这篇文章着眼于丹麦的福利组织随着时间发展如何产生了控制多样性的不同形式。借助Fritz Heider, Niklas LuhmannUrs Stäheli的理论,此文将Karl Weick的紧密和松散的耦合(或者说形式和媒介)之间的区分,进一步发展为二阶的概念,用于观察丹麦福利组织自身如何观察和控制这一区分,以及最终这一区分如何再进入到福利组织的架构中,使组织自身也成为形式/媒介关系多样性的来源。据此,形式/媒介关系作为一种效应,其自身成为组成松散耦合的媒介,并被看作是耦合的来源而非限制。从福利组织如何表达和处理形式/媒介关系的多样性出发,此文界定了四种区分形式。总而言之,福利组织对媒介多样性的观察成为了潜力的来源,紧密和松散耦合之间的非联结关系因此成为必要。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16级博士研究生桑田,是即将出版的《卢曼系统理论讲义》的主要译者,研究方向是法社会史理论。他本次的报告题为“The Response and Theoretical Renewal of Luhmann’s System Theory to Weber’s Bureaucracy Theory,运用卢曼的系统理论对韦伯的官僚制学说进行了对勘与重构。他提到,韦伯的学说深受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具有鲜明的二元论色彩,在以社会行动为单位的前提下不得不通过另立理想型的方式来解决个体行动的理性无法集合成为社会理性的难题,即通过行动类型划分与支配类型划分两套话语来展开其组织学说。卢曼认为,韦伯官僚制结构的最大问题在于对环境的忽视,而理性行动的基本单位在组织中未必能形成清晰、具体、稳定的目标,因此功能系统进路具有范式上的替代意义。用系统论可以重新诠释韦伯的官僚制理论,韦伯为理性化的官僚制所列举的多个要件,在系统论看来都是在将个体排除出组织,以此释放组织自创生的可能。桑田以流动的金字塔为喻为丹麦学者阐释了中国传统法律秩序的结构,以情、理、法的分形原理来解读中国传统司法审判中的非封闭性,通过系统论来尝试对比了中西不同的司法原理。

 


华东政法大学陆宇峰副教授是国内重要的系统论法学研究者,也是托依布纳《宪法的碎片》中译者。他的报告题为《网络公共领域的功能、异化与规制——基于对西方传统公共领域理论的反思》。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从汉娜·,既不能成功解释中国公共领域迅速崛起的现象,也不适合分析以Web 2.0互联网为主要媒介的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功能、异化和规制问题。在当代中国,,冲击着社会各领域的既有规则和秩序,承担着促进诸社会子系统自我反思的功能,全面推动了社会结构的转型升级。网络公共领域的异化现象并非源于外部权力干预,而是源于网络企业主导的架构设计,后者塑造了网络公众的行为模式。受传统公共领域理论的影响,当前的网络规制模式聚焦网络行为而非网络架构,忽视线上/线下空间的高度分化,面临合理性和合法性双重困境。未来应当探索合作的新型规制模式,避免侵犯公众在Web 2.0环境下得以实际行使的基本权利。

 


    Klaus Brønd Laursen来自奥胡斯大学管理学院MAPP中心。针对认同(identity)如何具有解决/连”这个悖论的功能进行了研究。组织的自创生过程可以被看作是既扩展又缩减了各种连接可能性,因而,出现了/连”这个悖论。就可连接性问题而言,为了实现扩展,就需要缩减。他聚焦悖论如何影响丹麦农业部门的问题,尤其是如何为了吸引外部资金而扩展各种可能性的问题。他认为,丹麦农民所建立的新的自我描述,在组织内部培育出一种新的自我认同。这种自我认同有助于组织运用各种不同的指涉点去解决悖论,因而为新的可能性提供了涌现的契机,否则,这些契机就是不可能的。

 


    哥本哈根商学院的保罗·克亚尔(Poul F. Kjaer)教授长期致力于系统论宪法学研究,这次他带来了一篇题为《通过全球法律规范的链接》的新论文。在他看来,世界社会概念,亦即全世界仅仅存在一个社会的命题,是卢曼系统理论的核心。通过将全球法律规范理解为一种链接工具,他进一步发展了卢曼的世界社会概念,认为全球法规范将在世界社会现实化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也进一步发展了卢曼的法律功能论,指出法律规范不仅限制了衔接,而是也启动了链接。他强调自己的研究考虑了双重悖论的背景:一方面,世界社会虽然只有一个,但其内部不仅存在功能系统的水平分化,也存在地方、国家、超国家社会过程的垂直分化;另一方面,不断增长的全球化反而导致多元脉络的增长,而不是死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法规范作为链接工具涌现出来。因此,除了稳定预期的典型规范功能之外,全球法规范还有其特殊的功能,即转移的结构化,、法律判决、经济资本和商品,科学知识)提取、传输、植入到另一个脉络。

 

 


 

    Gorm Harste是将卢曼系统理论引介入丹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研习系统论长达四十年的老一辈学者,在此次会议中担任重要角色,非常活跃地与中丹学者展开深入交流。他的报告题为The European heritage of (dis)connectivity —— The broken integration”,认为欧洲和中国已经日益融合到了卢曼系统理论中所说的世界社会,欧洲的理论研究也从中国历史和中国现状的思考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他饶有兴致地展开了欧洲与中国的社会联系和系统演化的比较,指出沟通的媒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人们通常更关注语言文字的连接,但实际上社会物质的交往也具有社会媒介的重要价值,而无论是在精神上的现实还是物质上的现实中观察者之间建立某种形式的同步是沟通在现实世界中获得意义的关键。,权力本质上就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授权和集权的过程,它以权力作为沟通的媒介来处理协调力量。他举例说,罗马帝国时期的地中海就具有连通性媒介的作用,如果与现代概念作比较的话,它的功能就相当于今天的互联网。他又列举了唐代海上能力的发展与阿拉伯商人及丝绸之路的连接。在他看来如果审视卢曼的宗教社会学观点,就会发现复杂的宗教社会学的重点不是要相信/不相信基督教的教义和教条,而是在于观察一定的沟通系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而所有这些又都被用来建立更复杂的区分,由此构成了对信仰的信仰、对信仰的信任,以及对信任的信任。最后,,并富有深情地表达了他对于中国传统的高度兴趣。

 


上海交通大学17级法理学博士研究生钟浩南做了题为《法律效力符号的连接功能》的报告。他指出根据卢曼的观点,自然法和法律实证主义等传统理论的关注点,都在于法律系统的结构——法律规则,因而将法律效力理解为一种规则的属性。系统论则将法律描述为一个运作性系统,其结构并不独立于运作而存在。故效力并非在时间上持存的结构属性,而是被每个当下运作所使用、代表法律系统整体性的符号。效力符号经由当下法律沟通对有效法的援引,在运作间被不断传递和再生产,从而将个别的法律沟通连接起来,实现系统的自创生。通过这种对效力的运作化理解,系统论得以避免传统理论必然将效力渊源诉诸法之外基础的问题,因为效力符号的传递始终在系统内进行。然而由于法律系统论源对系统的外部观察,所以它最终能否被作为系统自我观察的法律理论所接受,仍取决于法律系统自身的反应。

 


    University college Lillebaelt Lars Clausen教授,对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社会媒介系统、教育系统和宗教系统等都有诸多研究,此次会议中进行了题为《The Economy of God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Devil》的报告。文章指出,断裂和连接是取决于时间进展的现象,。本文将断裂的神学基础追溯至其神学起源——邪恶行为,恶魔将邪恶行为加进断裂之中,并通过其介入将未来推迟至更遥远的未来。本文将跨越全球的现代旅游模式,作为一个检验卢曼主义系统论解释力与限度的例子,因为旅游是一种在全世界同时出现的新事物,而我们凭借系统论观察模式对来自犹太-基督教传统、学说和哲学概念的高度依赖,来检验其观察的限度。虽然世俗化使作为现代主要社会组织形式的功能分化成为可能,但恶魔般的“断裂”概念,依然构成了西方对社会系统、心灵和身体限度和有限性的相似感知的基本理解。因为基督教的恶魔——堕落天使路西法的行为,上帝永恒的命运恩典具有了限度,系统论正是从此神学传统中继承了特定的时间性悖论。综上,本文讨论基督上帝和恶魔间的古老区分,如何依然留存于卢曼系统论的基本概念之中,以及它反过来如何影响系统论观察连接和断裂策略的方式。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教授宾凯也是国内系统论法学的重要研究者,卢曼的《法律社会学》译者之一。在发言中,他运用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分析新中国的法律演化进程。从1978年始,中国进入社会转型,也就是从分层分化社会向功能分化社会转变。运用卢曼的“语意/社会结构”这个区分可以观察到,在1982年以来的4次修宪的语意变迁中,。、,是中国社会在处理社会沟通的“断”与“连”这个悖论上的语意发明。改革开放以来,司法解决社会纠纷的功能得以恢复,法律系统开始运用“合法/非法”这个符码对法律系统进行自我观察,系统的自主性和反思性逐渐增强。虽然齐玉林案和洛阳种子案的结局预示着西方式违宪审查和司法审查在中国的失败,但是从卢曼社会系统论中的功能等价的视角看,司法解释和指导性判例制度这两个制度创新,可能正好承担了法律系统自我观察的高阶功能。

 

 

丹麦奥尔胡斯大学互联网研究中心的Jesper Taekke教授做了题为《新沟通媒介的获得与社会断裂性》的报告。Jesper教授通过援引卢曼的社会系统和沟通媒介理论,梳理了沟通媒介的发展史,并分析了每次沟通媒介的变革为全社会带来的沟通的关联和断裂问题。首先,口语的产生将沟通关联起来,从而使社会成为可能。之后,书写、印刷和电子媒体的出现,一方面为社会创造了大量沟通连接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断裂性问题。例如印刷的出现将大量解释的分歧释放出来,并导致席卷整个欧洲并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争。再往后广播和电影的发展,。在当代,诸如虚假新闻、、经济和民主的不平等等由新媒介所带来的新的断裂性,依然广泛存在。此外数码媒介对社会诸系统的冲击,集中表现为全社会不再有能力使用既有结构处理新兴问题。

 


    Morten Knudsen是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教授,长期专注于发展基于卢曼社会学的组织理论。实证主义的北美主流组织研究力图将组织化约为个体行为或个体关系不同,卢曼社会学视角下的组织理论,能够直接将组织理解为一种社会系统,进而分析社会科学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所无法处理的现象。一般而言卢曼理论给人以远离经验世界、高度抽象化的面貌。Morten及其同事的研究,对于促进卢曼理论和经验世界的联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次会议上,Morten的报告Differences making no difference”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的报告向我们展示了,理性选择视角下所无法处理的现象——组织视(ignore)其内部生成的某些信息——可以在卢曼理论的视角下得深刻地分析。不仅组织会无视其的一些信息,而且这种对信息的无视本身,会被无视,由此进一步成为一种对无视的无视Morten的研究展示了卢曼理论对于洞察复杂的经验世界的强大能力。

 


华东政法大学15级法理学硕士研究生张希是卢曼系统论研究的新生代研习者。在此次会议中,张希主要就卢曼系统论中的法律子系统内的法律自生问题做了报告,主要论及卢曼通过现象学视角对应然和规范的重新解读。指出卢曼将复杂性和偶联性界定为“自然状态”,而颠覆了以往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自然状态学说。另一突破在于从功能的角度来理解法律,将规范界定为旨在实现对双重偶联性的化约,具体是从时间、社会和事实三个维度建立起反事实的稳定的行为预期,从而使规范具有了无条件的有效性以及象征性的中立化,由此颠覆了规范和事实相对立的休谟难题,而赋予了规范本身以事实性。

 


    Holger HøjlundKaspar Villadsen两位教授做了题为《看护技术的链接与断链策略》的报告。该研究指出,技术在为重构看护职业、消除其中不确定性的同时,也造成了新的问题和困境。为回应此种冲击,看护实践发展出四种策略对沟通予以“连接”和“去连接”:其一,被看护专业者成为“公民不服从”的实践;其二,是由前者带来的大量规则;其三,是积极的忽略;其四,是对技术进行适应于看护实践的调整。另一方面,看护职业也通过对新技术的运用,积极地影响技术的发展。通过这些策略,看护专业者往往能够在日益被技术所限定的范围内,成功地发展出以实践与技术二者互动为基础的看护形式。

 


经过两天紧张的讨论,丹麦嘉宾对中国的系统论研究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中方嘉宾也从丹麦多元化的社会系统论研究中获益颇多。双方约定未来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打造国际性的社会系统论研究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