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英刚:犍陀罗与中古中国佛教文献中的一位希腊君主

无英万夜 2020-11-22 06:46:40

        大约有一千年的时间,自亚历山大大帝远征之后,希腊居民及其文明曾在今天的西北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繁荣过,并对佛教从地方性宗教飞跃成为一个世界宗教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印度—希腊君主米南德一世(Menander I,统治时期大约前165/155—130)作为一位跟佛教关系微妙的统治者,在西方古典文献和东方佛教文献,乃至汉文文献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米南德统治期间,从大夏(巴克特里亚)来的希腊人,征服了包括大夏西部、印度北部乃至旁遮普的广大地区,甚至比亚历山大大帝时更为深入印度次大陆,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印度—希腊帝国。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波(前64/63—23?)的记载,“希腊人不仅占有巴塔林一带并连绵到海岸,包括索拉什特拉和信德的那些国家”。印度古代经典往世书里的伽尔吉本集记载,当时的希腊人甚至攻破了巽伽王朝(Sunga Empire)首都华氏城的城墙。米南德统治范围之广,也可以由其铸造的钱币广为分布得到验证。在已经发掘的印度—希腊君主铸造的钱币中,他的钱币最多最广。他在西方知识体系中也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最晚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西方地理知识体系,比如公元前1世托勒密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已经开始用“米南德山”(Menander Mons)指代今天位于印度东部的那迦山和阿拉干山脉。米南德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可见一斑。(图:印度—希腊王国疆域图,来自网络。


         米南德一世是希腊—巴克特里亚诸王中唯一被佛教文献明确记载的君主,而且同时他的功业也在世界的西方得到关注。他的大军从健驮罗腹地挺进印度,攻城拔寨,建立了一个影响广泛的强权,而印有其头像的钱币被商队携带欧洲海岸。米南德一世统治时期,国内似乎较为太平,没有叛乱和动荡的记载。在西方古典文献中,他被描述为一位伟大的仁君,作为像叙拉古的暴君狄奥尼修斯一世(Dionysius I,前432—367)的对立面。

         有关米南德一世最详实的文献记载,是南传小部经典《弥兰陀王问经》(MilindaPañha)和汉传佛典《那先比丘经》。《弥兰陀王问经》在缅甸版巴利三藏位于《经藏•小部》中,而在泰国和斯里兰卡版本中属于巴利藏外文献。这部经典的主题是弥兰陀王(也就是米南德一世)向高僧龙军(Nāgasena)问道的集录。《弥兰陀王问经》以问答的方式阐述了涅盘五蕴、佛身、智慧、精进、轮回、缘起、无我和业报等等佛教基本教义,均以各种譬喻说明,劝服米南德一世信奉佛教。比如关于轮回也报,龙军形容为“人生死如车轮,展转相生,无有绝对”,而人的穷通夭寿,都是善恶诸业的果报。汉译《那先比丘经》是《弥兰陀王问经》的同经异译,有两卷本和三卷本两个版本,均收录于《大正藏》第32册。此经大概译于东晋,译者佚名,可能是说一切有部所传的版本。萧梁时代僧佑的《出三藏记集》中记载了此经,除了《那先比丘经》之外,还有《那先譬喻经》四卷和《那先经》一卷,见于经录,但是经文已经散佚。汉译《那先比丘经》和南传《弥兰陀王问经》内容大同小异,都是通过米兰德一世和龙军(那先)的对谈来宣扬佛教的教义。比较大的区别在于汉传《那先比丘经》记录到对话结束为止,南传《弥兰陀王问经》还记载了米南德一世放弃王位出家修道最后涅盘的情节,似乎有一定发挥。(图:大英博物馆所藏米南德钱币上的米南德一世头像,带鲜明的希腊人特征


         高僧Nāgasena在汉传佛典中最初的翻译是“那先”,显然是音译。此后这一高僧的名字在汉语文献中又有多次不同的翻译。约翻译于东晋的两卷本《那先比丘经》卷上,称米南德一世为“弥兰王”,称其“以正法治国,高才有智谋,明于官事,战斗之术无不通达”,在他统治之下,国家“五谷丰贱,家有余畜,乐不可言”。而高僧那先来到舍竭国(Sagala,即米南德一世的都城,汉译作舍竭、奢揭罗、沙柯罗、沙竭等,位于今天巴基斯坦的锡亚尔科特),跟随他的弟子“皆复高明”。三卷本《那先比丘经》所用人名、地名的翻译一如两卷本,应该是同一来源的译本。在三卷本《那先比丘经》中,称米南德一世统治的国家为“北方大秦国,国名舍竭”,指明此国的统治阶层带有希腊血统,而首都位于Sagala。它描述了米南德一世统治下的繁荣景象:

其国中外安隐,人民皆善。其城四方皆复道行,诸城门皆雕文刻镂。宫中妇女各有处所,诸街市里罗列成行。官道广大,列肆成行。象马车步,男女炽盛乘门,道人、亲戚、工师、细民,及诸小国皆多高明。人民被服五色焜煌,妇女傅白,皆着珠环。国土高燥,珍宝众多。四方贾客,卖买皆以金钱。五谷丰贱,家有储畜。市边罗卖诸美羹饭,饥即得食。渴饮蒲萄杂酒,乐不可言。其国王字弥兰,以正法治国。弥兰者,高才有智,明世经道,能难去来见在之事,明于官事战斗之术,智谋无不通达。

        汉译《那先比丘经》中对米南德一世统治之下的印度—希腊王国进行的生动描述,有文学夸张的成分,但是也似乎部分地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历史细节,比如米南德统治时期内部安定,商业发达,“买卖皆以金钱”,而且民众喜欢饮用“蒲萄杂酒”,更有意思的是,它形容该国“妇女傅白,皆着珠环”,似乎点明了此时希腊裔女性的一些特征。所谓米南德一世用“正法”统治人民,显然则是佛教典籍对护持佛法的君主的典型描述。类似的文字表述,甚至见于隋文帝的诏书和武则天的政治宣传之中。在中国南北朝隋唐时代,君主护持佛法,以“正法”统治人民,已经变成对佛教理想君主转轮王的典型性描述。

         关于那先(Nāgasena)和米南德一世的对话,在中古时代似乎广为佛教僧侣所熟知,比如唐前期高僧长安西明寺的道世在其著作《法苑珠林》中就有描述,称米南德为弥兰王。不过道世等中土高僧应该不知道这位弥兰王是一位希腊君主。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卷九记载米南德王与那先的对谈,称“难陀王与那伽斯那共论缘”。“那伽斯那”就是高僧那先,而难陀王应该就是米南德王。显然吉迦夜和昙曜(就是开凿云冈石窟的昙曜)并未受到之前译本的影响,而是按照自己的标准进行了翻译。南朝陈的时期,天竺三藏真谛(499—569)在译《阿毘达磨俱舍释论》时,也记载了两人的对话,他也将高僧那先的名字翻译为“大德那伽斯那阿罗汉”,而将米南德王翻译为“旻邻陀王”。显然作为印度高僧的真谛,将“Nāgasena”音译为“那伽斯那”,将“Milinda”音译为“旻邻陀王”,从读音上来说,更加接近本尊的原貌。

         到了唐代,玄奘(602—664)摒弃了之前“那先”、“那伽斯那”等音译方法,将这位高僧的名字翻译为“龙军”。米南德王的名字则翻译为“毕邻陀王”。Naga”在汉译佛典中往往翻译为“龙”,而“Sena”是军队的意思,所以不难理解玄奘是采用了意译的方式重新翻译了这位跟米南德一世对话的高僧的名字。

         在《那先比丘经》中,有一段有趣的对话,两个版本内容一致,引三卷本如下:

那先问王:“王本生何国?”

王言:“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

那先问王:“阿荔散去是间几里?”

王言:“去二千由旬合八万里。”

那先问王:“颇曾于此遥念本国中事不?”

王言:“然,恒念本国中事耳。”

        所谓大秦国,应该是当时中土知识所框架的欧洲世界的代称,因为这一时期罗马已经崛起,汉文资料往往称罗马为大秦,进而可明确此弥兰陀王的希腊背景。而“阿荔散”,显然是“Alexandria”(亚历山大,巴利文作Alasanda)的音译。不过亚历山大大帝曾兴建过很多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城市,对于弥兰陀王所说的“阿荔散”到底是哪一个亚历山大我们无法确定。如果按照汉译《那先比丘经》的描述,“去二千由旬合八万里”,则应该是形容异域的常用表达,而不是实际上能够轻易抵达的地方。当然我们不能断言这个“阿荔散”就是埃及的那座代表希腊文化高峰的亚历山大城。与汉译本明显不同的是,《弥兰陀王问经》强调米南德故乡距舍竭城是两百由旬,而不是汉译本的两千由旬。如果是两百由旬的话,学者们就不太相信这个亚历山大城指的是埃及那座著名的城市,更倾向于是位于大夏南部、兴都库什山中的的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of-the-Caucasus)。如果依据两百由旬计算,从这里到米南德的都城舍竭城大约是500英里,相差不多。然而,无论如何,依据《弥兰陀王问经》的记载,推测米南德一世出生于一个由亚历山大东征建立的希腊城镇应该去史实不远。

       《弥兰陀王问经》(汉译《那先比丘经》)的行文结构显然比较特殊。英国古典学家塔恩爵士(William Woodthorpe Tarn,1869-1957),尤其专研希腊化世界,他猜测这一佛经是改变自一个最初用希腊文写成的文本,而这一文本或许在米南德一世去世后不久就产生了。公元前2世纪的《阿里斯狄亚书简》(Letter of Aristeas),在塔恩看来,或许就是对《弥兰陀王问经》的模仿。《阿里斯狄亚书简》也是现存最早提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西方典籍。塔恩推测,在米南德王去世之后大约半个世纪,用希腊文写成的《弥兰陀王问经》已经传到亚历山大图书馆。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但是就如下文笔者将论及的那样,西方世界对米兰德一世的去世和葬仪有详细的记载,或许也能佐证记载米南德一世事迹的文本,存在从东方传入西方世界的可能性。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高僧龙军也是希腊人,所以他能够熟练地使用西方世界熟悉的柏拉图式的行文风格。这样的话,《弥兰陀王问经》就变成了两个希腊人之间的对话,最初的文本也是由希腊文写成的,后来被吸收进入佛教典籍。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至今这些都是基于逻辑的推测,并没有坚实的史料证据。我们只能说,《弥兰陀王问经》(汉译《那先比丘经》),除了内容之外,行文结构也有特殊之处。

        米南德和龙军对谈的所在地舍竭城,也即此时印度—希腊王国的都城,在公元7世纪迎来了一个途径此地的高僧——玄奘。当然,玄奘仅仅是众多西行求法僧、往来使节、商旅中的一员而已。不同的是,玄奘给我们留下了有关舍竭城(《大唐西域记》作“奢羯罗故城”)的文字记载:

垣堵虽坏,基趾尚固,周二十余里。其中更筑小城,周六七里,居人富饶,即此国之故都也。……奢羯罗故城中有一伽蓝,僧徒百余人,并学小乘法。世亲菩萨昔于此中制胜义谛论。其侧窣堵波,高二百余尺,过去四佛于此说法。又有四佛经行遗迹之所。伽蓝西北五六里有窣堵波,高二百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是过去四佛说法之处。

        玄奘所记载的这座寺院和佛塔遗迹,很可能是《弥兰陀王问经》中提到的米南德王为龙军建造的米南德大寺(Milindavihara)。

        对于米南德一世是否佛教徒,塔恩认为《弥兰陀王问经》的记载并不能证明米南德就是佛教徒,他举了米南德钱币上的雅典娜像作为证据。实际上就算到了贵霜时代的迦腻色伽,在使用佛像作为钱币形象之外,也依然使用非佛教的神祇作为钱币形象。何况在米南德的时代,佛像还没有出现并被广泛使用。尽管这样,已经发现的米南德钱币上出现了转轮的符号,这也许可以作为米南德崇信佛教——至少使用佛教进行政治宣传的——实物证据。这一实物证据正好又可以跟文献的记载对应起来。(图:大英博物馆所藏带有转轮符号的米南德钱币


        对于这一钱币符号,有学者认为这是法轮,象征着佛法。但是塔恩认为并非如此,因为在钱币上除了轮形符号之外,还有一个希腊文化用来象征胜利的棕榈枝。两者结合一起来,塔恩认为,这毫无疑问是转轮王的轮宝,是转轮王的标志。印度著名的历史学家那拉扬(A.K.Narain,1925—2013)则认为轮形符号可能是代表转轮王轮宝,但是也并不能否认米南德的确曾投向佛教。转轮王作为一种理想的统一君主(universal monarch),此时或已被佛教所吸收,转变成护持佛法的理想统治者。虽然不能确定是米南德自称转轮王还是被别人拥戴为转轮王,毫无疑问的,钱币上的符号证明米南德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佛教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学说。实际上,塔恩也认为,米南德显然是沿袭阿育王的伟业,所以米南德一世采用转轮王的意识形态也就并不奇怪。而且在与米南德一世的对抗中,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欧克拉提德一世 (Eucratides I)在一枚钱币上称自己为“众王之王”——这也是希腊人最能理解的转轮王的对应涵义——出于竞争的考虑,或许米南德一世也称自己为转轮王。

        最能支持米南德使用佛教转轮王作为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学说的证据,却来自于西方古典文献关于他葬礼的记载。

        关于米南德一世的去世,佛教文献和西方古典文献记载的完全不同,但是都指向了跟佛教的关联。根据佛教文献《弥兰陀王问经》的记载,米南德一世最终选择了放弃王位,出家修道,最终证取阿罗汉果并涅盘。这一点在南传佛教中广为流传,但是汉传佛教文献中则无。翻译于东晋或者之前的《那先比丘经》中就没有米南德一世出家为僧的记载。不过,米南德出家为僧并不可信,这一情节很可能仅仅是佛教宣传的惯用方式。不论塔恩还是那拉扬都分析并否认了这一点。而西方古典文献关于米南德一世的去世,记载则与佛教文献完全不同。罗马时代的希腊史家蒲鲁塔克(Plutarch,46—120)[14]在自己的著作《道德论集》(Moralia)中提到,米南德一世是死于军营之中。康宁汉(Alexander Cunningham,1814-1893)爵士推测,随着在印度和兴都库什山脉南部地区的胜利,米南德试图光复大夏,也就是巴克特里亚地区,想从安息人手中夺回大夏的一部分。他很可能就死在前往救援塞琉古的德米特里二世(Seleucid Demetrius II)的进军途中。(图:中坐者为康宁汉)蒲鲁塔克关于米南德死后葬仪的描述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信息。在蒲鲁塔克看来,米南德是仁君的代表,在其去世之后,其统治之下的城镇因为他的葬礼争吵不休,各城均请求将保存其遗骸。大家最终达成协议,决定将其骨灰分给诸城,分别建造纪念碑(应该就是“塔”)进行保存和供养。这种葬仪让我们想起佛陀,在佛陀死后,他的舍利被分散建塔,进行供养。


         前文我们讨论了米南德一世铸造的带有转轮的钱币,塔恩爵士认为转轮符号仅仅是转轮王的轮宝,但是并不一定跟佛教有关联。这一点那拉扬等学者已经进行了辩正,认为虽然不能确定是米南德自称转轮王还是被别人拥戴为转轮王,毫无疑问的,钱币上的符号证明米南德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佛教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学说。如果再结合蒲鲁塔克关于米南德葬仪的描述,可以更加确定米南德在一种程度上使用了佛教作为自己的政治宣传和仪式的理论依据。米南德一世的骨灰被建塔供养,这正是其转轮王身份的标志。实际上佛陀的葬仪,也是从转轮王葬仪沿袭而来的,这一点从汉译佛经中仍能找到相关记载。比如东晋天竺三藏帛尸梨蜜多罗(?—约343年,龟兹人)译《佛说灌顶冢墓因缘四方神咒经》卷六就记载了佛陀葬仪和转轮王葬仪之间的关系:佛陀涅盘前,阿难询问采用何种仪式。佛告阿难云:“汝可语诸末利伽及信心居士我葬之法,如转轮圣王法则无异。”阿难又问转轮圣王的葬法,佛陀回答道:

转轮圣王命终之时,王后、太子、诸臣百官,用鲜洁白毡三百余端以缠王身,捣细末香以涂王身。有三种棺,第一棺者紫磨黄金;第二棺者以铁为棺;第三棺者栴檀杂香。以是三棺盛持王身,灌以苏油,香薪烧之。火尽以后,收取骨末,于四衢道头露净之处,起于冢塔,表剎高妙,高四十九尺。以五色杂彩以为幡号,令四方人民见者悲喜,思王正治,率化臣下。我今圣王般涅盘后,欲为葬法,亦复如是,令十方人思慕正法,学我道言。精勤苦行,昼夜不废,可得至道涅盘之乐。[15]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Jñānagupta,523—600?健陀罗国人)等译《起世经》卷二也记载了转轮王命终后的仪式:

尔时,女宝、主藏臣宝、主兵将宝等,则以种种净妙香汤,洗轮王身。香汁洗已,先用劫波娑毡,儭身裹之;然后乃以不捣毡衣,于上重裹;次复更以殊妙细毡足五百段,就二毡上次第缠之。裹缠毕已,又取金棺,满盛苏油,持轮王身,置之棺内;又以银椁,盛此金棺,内银椁已,从上下钉,令其牢固。又复集聚一切香木积成大(草字头+积),然后阇毘转轮王身。既阇毘已,收其灰骨,于四衢道中,为转轮王作苏偷婆(隋言大聚,旧云塔者讹略也),高一由旬,阔半由旬,杂色庄挍,四宝所成,所谓金、银、琉璃、颇梨。其苏偷婆,四院周围,五十由旬,七重垣墙、七重栏楯,略说如上,乃至众鸟,各各自鸣。时,彼女宝及主藏、主兵宝等,为转轮王作苏偷婆,既成就已,然后施设上妙供具,诸来求者,种种供给,所谓须食与食、须饮与饮、须乘与乘、须衣与衣、须财与财、须宝与宝,尽给施之,悉令满足。诸比丘!转轮圣王命终已后,始经七日,轮宝、象宝、马宝、珠宝,皆即自然隐没不现。女宝、主藏、主兵将等,悉亦命终。

        阇那崛多的描述提供了更多细节,并且增加了转轮王七宝的内容,指出是女宝、主藏臣宝和主兵将宝负责葬仪,而且转轮王命终后不久,七宝也随之消亡。

         汉译佛经关于佛教转轮王葬仪的描述,尤其是建塔(stupa)供养的情节,与蒲鲁塔克的记载非常吻合。蒲鲁塔克关于米南德一世死后其舍利被分散供养的描述,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佛教历史上历次的分舍利建塔,包括孔雀王朝的阿育王、贵霜的迦腻色迦、隋朝的隋文帝、武周时期的武则天都将分舍利建塔作为推行佛教、巩固帝国统一的手段。西方古典文献和佛教文献关于米南德一世去世的记载不同,或许正是反映了米南德所建立的印度—希腊王国面临的社会结构现状。米南德希望通过佛教安抚本地臣民,同时也保持希腊传统维系希腊裔臣民的忠诚。不过,尽管记载不同,两者都指向了佛教信仰。就如齐默(Heinrich Zimmer,1851-1910)指出的那样,“即便这位希腊君主自己不是佛教徒,他也是佛教僧团的重要赞助者,以致于后者将其视为自己的一员。”

        毫无疑问,在米南德广袤的领土中,居民是二元结构的,一边是是作为征服民族的希腊裔居民,一边是广大的东方本地居民。他的大部分钱币都采用双语,显示他力图照顾各个族群的情绪。不过很可能,希腊裔居民和当地印度居民的生活方式并不相同,当地居民继续保持等级制度和自己的族群认同,而希腊裔居民很可能居住在修建有围墙的城市和军事殖民点之中。就信仰来说,希腊裔居民还某种程度上信仰着希腊诸神。这一点从米南德铸造的钱币上可以得到证明。

        米南德自己也带有希腊王号“Basileus”(巴赛勒斯,希腊语境中的“军事首长”或“王”)的头衔。但是同时,他又拥有“大王”(Maharaja)和“法王”(Dharmaraja)的头衔。很可能,为了应对二元结构的社会体系,米南德采用了二元的政治理论,对希腊居民而言他是拥有军事和祭祀权的巴赛勒斯,对于本地居民而言,他是“大王”和“法王”,以“正法”统治人民。他的头衔及透露出来的宗教、政治信息,主要通过他铸造的钱币上的铭文可以看得出来。

        米南德统治时期国力强盛,商业发达,其铸造的钱币甚多,钱币一面可能是国王的形像,有些像很年轻,另一些则为中年形貌;因其在位有二十余年之久,钱币应在不同时期铸成。铭文主要有下面三种:

Basileos Dikaiou Menanrou

Basileos Soteros Menadros

Maharajasa Dharmaiksa Menandrasa

        米南德一世钱币上的头衔“Basileos Sothros”和“Basileos Dikaiou”带有希腊政治传统的痕迹。“Dikaio”是“执法者”的意思。“Basileos”也就是英文的“Basileus”(巴赛勒斯),希腊特有的王号。而“Sothros”就是“Soter”,意思是“救主”、“救星”的意思。“救主”这一头衔在巴利文中被写作“Tratarasa”。这一头衔在希腊世界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意义,并不是所有君主都可以加上“救主”的头衔。比较有名的拥有“救主”头衔的希腊君主,比如在埃及称王的托勒密一世(Ptolemy I Soter,前367—283)和塞琉古帝国的安条克一世(Antiochus I Soter,前324/3—261)。没有伟大的军功,是不能拥有“救主”头衔的。比如安条克一世,之所以得到“救主”头衔,是因为他于公元前275年击败了入侵小亚细亚的加拉太人,拯救了爱奥尼亚的希腊城邦。米南德一世钱币上的铭文显示他也拥有“救主”头衔,或许反映了在他的赫赫武功和保卫希腊—印度王国中的功绩。由此可见,米南德的头衔“BasileosSothros”(救世主王)仍带有强烈的希腊传统的风格。(图:一种米南德银币,正面铭文是希腊文,意为“巴赛勒斯  救主  米南德”,背面是佉卢文铭文“Maharaja Tratasa Menadrasa”也即“大王  执法者  米南德”


        大部分的米南德钱币都用双语铭文,前面用希腊文,背面用佉卢文,这种情况在希腊世界的其他地区比较少见。佉卢文又名犍陀罗文,曾通用于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 最早发现的佉卢文可追溯至公元前251年,至公元3世纪时就已逐渐消失,但在丝绸之路各地仍被使用,可能一直到7世纪才彻底被遗弃。米南德之后,许多印度—希腊君主开始采用巴利文头衔“Dharmikasa”(正法的追随者)。之前的佛教大法王阿育王有一个头衔是“Dharmaraja”(法王),两者之间的意涵或许有类似的地方。但是也有学者认为,“Dharmikasa”的头衔,或许只是强调他统治公正,或许并没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不过,结合其他证据,我们依然可以推断,至少,在米南德统治时期,佛教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除了古希腊文献关于他葬礼的记载,在原先他统治故地出土的文献资料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他手下的大臣,根据《米兰陀王问经》的记载,不少是希腊人,但是这些希腊人的名字被做了改写,以便适应巴利语的习惯,比如大臣Devamantiya的名字,应该是希腊文的“Demetrius”;大臣Anantakaya的名字,应该是希腊文的“Antiochus”,等等。可见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中,希腊人似乎仍占据比例较大的重要职位。而且在米南德统治时期,似乎出现了希腊佛教僧侣巡礼的活动。斯里兰卡古代巴利文历史文献《大史》(Mahavamsa, XXIX)中记载有希腊佛教僧侣参加杜图盖马尼王(Dutthagamani,前161—137)修建大塔(MahaThupa)典礼内容:“从希腊人(Yonas)之城亚历山大(Alsanda),希腊人高僧大法盾(Mahadhammarakkhita)率领三万人的僧团前来。”在印度文献中,希腊人被称为“Yavanas”(Ionians,巴利文作“Yona”,汉译佛经中有“拘沙种”,似乎是其对译),在《弥兰陀王问经》中就用这一名称指代米南德代表的族群。这或许至少能够说明,在米南德的时代,在今天的西北印度和阿富汗地区,可能存在人数众多的佛教僧团,而希腊裔僧人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可以说,佛教在贵霜时代之前,已经进入了中亚地区。

        在米南德统治下,地方长官meridarchs(类似总督)在佛教信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健驮罗西部地区的佛塔遗迹出土的两个舍利容器,上面的铭文提到米南德的名字。第一个是出土于Bajaur地区的Shikot,铭文显示是地方长官Viyakamitra所供养,提到“大王”米南德的名字;第二个舍利函出土于Swat谷地,其铭文讲述了地方长官Theodorus为了人民福祉而保存供养佛陀舍利。StenKonow认为第二个舍利函的年代是公元前2世纪中期,如果这样的话,Theodorus也是米南德统治期间的一个地方长官。两个铭文都是用佉卢文(Kharoshthi)写成。此时很多希腊居民都是双语的。其中Theodorus的舍利函铭文写作:

为了大众的福祉,总督Theodorus供奉佛祖释迦牟尼的神圣舍利(于此)。

        如果地方长官存在建塔供养舍利的话,也许我们可以推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米南德本人或也存在建塔供养佛陀舍利的行为。而在他死后,他的骨灰也如佛陀一样,被诸城平分,建塔供养,也就不难理解了。佛教传入中国,舍利供养成为中国中古时代政治、信仰世界的重要情节,甚至被隋文帝、武则天等君主视为树立自己佛教转轮王权威的重要步骤和仪式。

从Bharhut一座佛塔中发现的浮雕,表现的是一个异族武士,装束带有鲜明希腊风格,在其左手是一束植物,而他的刀鞘上面则赫然出现了佛教三宝符号“Triratana”。(图:刀鞘上的佛教符号,藏于加尔各答的印度博物馆


        作为统治集团核心力量的希腊族群毕竟占据了人口的少数。我们或可揣测,米南德等希腊君主最终选择佛教作为自己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很可能存在统治上的考虑,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佛教虽然发端于今天印度的东北部,但是真正从一个地方性信仰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宗教,一个重要的阶段就是在健驮罗地区的重构。这里是佛教的飞翔之地。而希腊文明在其中扮演了不可否认的角色。对米南德来说,佛教是否认社会等级,认为众生平等,对原先婆罗门阶层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是一个冲击。这对作为外来统治者的希腊君主而言,正是求之不得的。如果这些推测成立的话,《弥兰陀王问经》中希腊君主米南德一世和佛教高僧龙军的对话,展现的是作为外来的、世俗王权和本地的佛教教团的某种意义上的思想和信仰的结盟。

如果跟中国历史对照,在米南德崛起并扶持佛教的时候,在中国经历了七国之乱和汉武帝上台。在米南德的鼎盛时期,于公元前138年,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探险家张骞辞别了汉武帝,踏上了西寻大月氏之路。在米南德去世后两年,张骞逃出匈奴并抵达了大夏的蓝氏城。这一凿空之旅,开启了中国文明和西域文明更为广阔的接触和融合之路。



狡兔三窟,扫二维码可关注本人另外一个公众号:新保守主义和叙拉古之惑



谨防失联,可扫二维码添加本人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