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克拉朋村庄踏出的基督徒公众之路

橡树文字工作室 2021-09-13 15:50:40

橡树出版之【精彩书摘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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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朋小村庄那个兄弟会,真是让人羡慕的团契。里奇那德·考普兰称之为“不寻常的兄弟会”,我们中文世界称之为“兄弟相爱撼山河”。几个真正爱基督的热血青年,因着耶稣联结在一起,没有偏激,未见刀枪,只是凭着一本圣经和不懈的祷告,最终改变了世界。甚愿我们中间兴起这样的弟兄,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时祷告,成为世界的守望和管理者。

我们知道教会受到双重委身的支配:神差遣他的子民进入世界传拯救的福音,服侍那些穷乏的人。但他也呼召他们要离开世界去敬拜他,认识他。没有敬拜的传教只会产生空洞的事奉,正如没有传教的敬拜会导致麻木的宗教一样。因此,世上的教会生活包含了一场持续不断的谈话,在这里说“是”,在那里说“不”。19世纪英国的新教徒发现社会变化得如此之快,以致他们并不总能确定他们是在跟朋友还是跟敌人说话。

 

19世纪在很多方面都属于不列颠。英格兰是工业革命的摇篮。伦敦成为其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和金融中心。英国的商业遍及全球;英国的海军控制整个海域。到1914年,大不列颠统治着人类曾经塑造出的疆域最广、人口最多的帝国。

 

然而工商业上的迅速发展让许多英国人感到窒息。每种神圣的制度似乎都从根本上出现了裂缝。一些还记得法国大革命可怕岁月的人对未来感到恐惧。而另一些人则高唱着变革的赞歌,并且将之称为进步。在他们看来,英格兰为所有人开辟了一个繁荣和自由的新时代。就这样,恐惧和希望奇怪地掺杂在一起。

 

英格兰的新教徒,要么在官方教会即安立甘宗,要么在非国教宗派即循道宗、浸礼宗、公理宗以及一些更小的团体中,迎来了进步时代的曙光。然而19世纪发生的这些惊天动地的运动并非沿着传统宗派的路线汹涌高涨。

 

这个时代日益增加的自由让基督徒得以形成一大批的宗教会社,要么以某种重要的方式传布英格兰生活,要么将福音传扬到海外。这些会社不是传统意义上有圣事、信经和接受按立的传道人的教会。它们是个别基督徒为了某个特殊的目标而在一起同工的团体,举例来说,这些目标包括分发《圣经》或帮助穷人。

 

在进步时代初期,英国宗教生活的最大动力来自约翰·卫斯理和乔治·怀特菲尔德发动和传播的福音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标志是源自归信体验的强烈的个人敬虔,以及对基督徒世上事奉的积极关注。

 

献身于《圣经》的精神滋养了这两个标志,而18世纪复兴运动的主旋律则提供了指导:神的爱彰显在基督里面,拯救的必要条件在于凭借信仰,以及通过圣灵的工作获得新生的体验。这个福音信息得到英国国教会相当重要的少数学生以及非国教宗派大多数人的响应。

 

英国国教会中的福音派不仅完全忠心于他们的教会,而且赞成他们的主教体制。但因为他们的主要兴趣不在教会及其仪式上,他们更愿意与非国教传道人及教会合作。他们认为传福音比完成圣事或礼仪风格更为重要。这样的立场被称为“低教会派”。

 

在循道宗复兴运动的激情的推动下,福音派将不列颠社会中的社会疾患看成是忠心事奉的呼召。他们投身于帮助被忽视和受压迫者的改革事业中。



克拉朋联盟

 

福音派改革运动的总部坐落在当时离伦敦3英里的一个名叫克拉朋的小村。这个村庄是一群富有而热心的福音派信徒的乡村住所,他们知道如何去践行“日常的圣徒生活”,以及如何为永生去生活。他们中许多人在村里都有自己华丽的房子,而其他人常常成群地访问克拉朋,和他们的同工住在一起。历史学家们逐渐称他们为“克拉朋教派”,但他们并不是教派,他们更像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家庭。

 

这群人找到了一位属灵导师,他是一家教区教会的传道人约翰·凡恩,是一位有文化修养和有圣洁的判断力的人。他们经常聚在富有的银行家亨利·桑顿椭圆形的图书馆里,一起查经、交谈和祷告。

 

虽说这个教派无可争议的领袖是议会政治家威廉·威伯福斯(1759—1833年),但威伯福斯还在他的朋友圈子中找到一群推进福音事业的显赫人物:印度总督约翰·肖(泰格茅斯勋爵);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查理·格兰特;殖民地的次长詹姆斯·史蒂芬斯;《基督教观察家》(Christian Observer)的编辑扎查里·马考里;废奴运动领袖之一托马斯·克拉克森以及其他一些人。

 

25岁时,威伯福斯在读了腓利·多德立治(1702—1751年)的《灵魂中宗教的兴起与进展》一书后,经历了显著的归信体验;不过他同样也具有一切杰出领袖的天然品质:足够富有,受过普通教育,还有非同寻常的天赋。英国首相威廉·皮特(1759—1806年)曾说,他是他所认识到的最伟大的天才雄辩家。有些人称他是“英国下议院的夜莺”。许多人都证实他具有亲和力和相当高的道德原则。出于很多原因,威伯福斯似乎是神为这项任务和这个时间安排的人。

 

“我的路,”他曾说,“是公众之路:我的事业在世界上,我必须要么融入人群,要么放弃神任命我的角色。”

 

在威伯福斯的领导下,这群克拉朋的朋友渐渐建立起亲密团结的关系。在克拉朋的府邸,他们召开他们所谓的“内阁会议”。他们在一起讨论国家中不正当、不公平的行为,以及他们为建立正义所要进行的战斗。从此以后,不论是在议会里还是议会外,他们都集体行动,他们分配给每个人最擅长的工作,以实现他们共同的目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兄弟会,”威伯福斯的传记作者里奇那德·考普兰说。“那以后,在不列颠公众生活中再也没有那样的事情了。”


福音派和社会问题

 

许多福音派事业就是从这个安静的小克拉朋起航的:英行教会(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基督教传教机构。1799年,成立于英国。后与英格兰教会联合。主要从事福音传布工作。后传至非洲与远东。1844年,其传教士来到中国,曾在上海开展工作。),英国海外圣经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804年3月7日成立。为全世界第一家圣经会。该会最初的支持者是克拉朋教派,该会没有宗派主义思想,主要从事圣经印刷、发行和翻译工作。在一百年里,该会发行2亿册文献。),改善穷人生活会(The Society for Better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Poor,基督教会社。最初由托马斯·伯纳德爵士和E.J.艾略特创立。旨在帮助穷人提高生活水平。),监狱纪律改革会(The Society for the Reformation of Prison Discipline,英国福音派组织。托马斯·福威尔·巴克斯顿在成为国会议员(1818—1837年)期间,积极从事改革,其中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监狱改革,曾出版《关于罪犯和穷苦者是否由我们现行的监狱制度造成或保护的调查》。该著作导致此会社建立。)以及其他更多的会社。


然而,他们最大的努力集中在反对奴隶制的战役上。第一场仗是废除奴隶贸易,也就是反对在非洲捕获黑人船运到西印度群岛出售。

 

英国自1562年开始了这项交易,当时约翰·霍金斯爵士从塞拉利昂运来一船奴隶,在圣多明哥出售。接着,在1660年恢复君主制后,国王查理二世给一家公司授予特权,每年运3000名奴隶去西印度群岛。自那时起,这项贸易越做越大。1770年,从西非运来的10万名奴隶中,不列颠船就运送了一半以上。许多英国人认为奴隶贸易与大英帝国的商业贸易和民族安全密不可分。

 

1789年,威伯福斯在下议院第一次发表关于奴隶交易的演讲。但他很快就意识到,光有雄辩的口才决不能压倒人口买卖中的商业利益。他需要可靠的情报,因此他邀请他的克拉朋同伴们来帮助他。

 

两年之后,威伯福斯在经过充分准备后向下议院议员发表演讲,试图提交一项阻止继续进口奴隶到西印度群岛的议案。“永远,永远,”他说,“我们不会停止,直到我们将这个耻辱从基督徒的名号上擦去,将我们从罪恶的重担下释放出来,并且消灭这场血腥交易的每一丝痕迹。”


这次演讲还是不够充分,但支持者在不断地增加。废奴运动者开始意识到胜利的希望不仅在于引起议会的注意,也在于引起英国人民的关注。“我们必须依靠整个国家的同情,”威尔伯福斯说,“所以让火焰熊熊燃烧吧。”

 

克拉朋教派逐步学习到民主政治中的两个基本要素:第一,怎样建立公共观念;第二,怎样使公共观念对政府产生压力。


这些福音派信徒提出诉状;他们发表了优秀的废奴文学作品;他们在公众讲坛上演讲;他们在公告板上发起运动。他们使用了引起公众注意的一切现代手段。不从国教者积极支持他们,并且有史以来女性第一次加入了政治辩论。这些福音派信徒“让火焰熊熊燃烧”,然后他们把这团火带到议会,在那里威伯福斯和他四个来自克拉朋的同伴——下议院的“圣徒”——试图唤醒冷漠的领袖们去阻止这场非人道的奴隶贸易。



奴隶贸易的终结

 

终于,他们的努力以胜利告终。1807年2月23日,所有的反对意见都被打破。议院内的热忱随着废奴支持者们热情洋溢的演讲而不断高涨。当其中的一位成员将威伯福斯和拿破仑作了一番精彩对比时,沉静、古老的议院抛开传统习俗,所有人都站起来,欢呼雀跃,议会里罕见的欢呼声响彻房顶。威尔伯福斯激动难已,他弯身坐在椅子上,头埋在手里,眼泪从他的脸颊上淌下来。

 

那次会议虽然终止了人口交易的合法性,但奴隶们依然生活在捆锁之中。威伯福斯一直持续不断地为完全解放奴隶而战斗着,最后他因年龄和不良的健康状况不得不离开议会。不过他扶持了一位年轻的福音派信徒托马斯·福威尔·巴克斯顿(Thomas Fowell Buxton,1786—1845,英国著名废奴主义者。)继续领导这个“神圣的事业”。选择巴克斯顿是明智的。1833年7月25日,《解放法案》通过,释放了那些在日益扩张的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奴隶,这发生在威伯福斯逝世前四天。

 

在欧洲殖民势力瓜分非洲之前,这次行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对此事件的影响,G. M.特里威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1876—1962年)教授在其《十九世纪英国史》中的描述最为精彩:

 

“在奴隶制的最后一夜,在我们西印度群岛的黑人们爬到山顶去看日出,当太阳的第一道光照射在水面上的时候,也给他们带来了自由。但是远在中非森林,在那尚未开垦的黑暗的中心,没有人理解或尊敬这一天。然而这块黑暗的大陆所受影响最为深远。早在它受到欧洲剥削之前,那个万邦中最强大、决定其命运的民族已决定奴隶制不该成为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关系。”

 

正因为这个最重要的原因,克拉朋教派始终是一个光辉的榜样,它告诉我们一个社会——也许是世界本身——可以如何受到一小群有能力和具有献身精神的人的影响。

 

摘自《基督教会史(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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