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米利亚诺:《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传统》(1990)

历史与史学批评 2021-09-12 10:43:16

本文是莫米利亚诺受邀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举行的“萨瑟古典学讲座”的第二讲。文章介绍了古希腊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这两个不同传统的变迁。由于修昔底德论述的可靠性和对政治历史的强调,在大多数古代人眼里,他始终更具权威。在经历基督教史学对普世史的推崇之后,到18世纪,修昔底德被再次抬到了他今天依然享有的地位上。其原因,除了对细节的准确检验之外,还仰仗于希罗多德,人们赞叹他对人性哲学家般的理解和艺术家般的洞察。

关于现代史学的古典渊源,莫米利亚诺还提到了他所没有回答的一点(本文中没有体现),而这一点十分值得深思:在18、19世纪,基督教观念同样进入到了现代历史书籍中,这时人们试图赋予整个历史进程以意义——从世界的起源到理性的胜利或无产阶级的到来。而此时,现代历史方法也已按照它的古代模式形成了。也就是说,现代历史哲学(基于基督教的)和现代历史方法(基于古典的),彼此从来就没有达到过协调一致。(《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第210页。)

——编者按

半身像,一面是希罗多德,一面是修昔底德


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传统

The Herodotean and the Thucydidean Tradition

莫米利亚诺  Arnaldo Momigliano

冯洁音 译

【来源】原载于莫米利亚诺:《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冯洁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二章。Arnaldo Momigliano,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第一节

我希望第一章(《波斯史学、希腊史学和犹太史学》)至少已经表明,虽然我可能会胡说八道,但是却不至于荒唐到否认希腊人知道历史是什么。当我读到:“首先要记住,希腊的历史意识就是,在本质上,它是非历史的”(德赖弗,《希腊和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历史意识》,第19页[T. F. Driver, The Sense of History in Greek and Shakespearean Drama , Columbia, N. Y. , I960, 19]),我问自己这位批评家是什么意思?希腊心灵是非历史的这个观念,当然,有着值得尊敬的来源,一直可以追溯到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和黑格尔。这种观念在神学家中也很时髦,因为他们自然而然地会认为基督教代表着在了解历史方面更好更新的起点。因此我们听到说希腊人不擅长历史,因为他们根据有规律的或循环发生的方式和自然法规的、无始无终的性质等来进行思考,甚至希腊人的悲观也被视作他们不懂历史的证据。


这些论调大部分是基于有关希腊心灵的模糊笼统的概念,显示出发这些调调的人熟悉的是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柏拉图(Plato)和斯多葛派学者芝诺(Zeno),而非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波里比阿。如果你将柏拉图等同于希腊心灵(不管那指的是什么),你得出的结论是:希腊心灵对历史不感兴趣。同样,你可能会得出结论:法国心灵对历史不感兴趣,因为笛卡儿是法国人。坚持说柏拉图比希罗多德更能代表希腊文明,这是一种主观臆断。坚持说希腊和罗马历史学家相信人类事件会有规律地循环往复,这也是一种主观朦断:希罗多德不这么认为,泰奥庞浦斯(Theopompus)、李维、阿里安(Arrian)和塔西佗也都不这么认为。更为武断的观点是坚持说一位基督教历史学家比一位希腊异教历史学家更会撰写历史,仅仅因为他是个基督徒。希罗多德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中世纪历史学家都好,可能只除了赫勒敦(Ibn Khaldun)之外,后者也不是基督徒,而且还相信历史的循环进程。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希腊人是否懂得历史,而在于他们撰写并留传给我们的那些历史。但是我必须回到政治历史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时代。


尽管可能会显得有些幼稚,我们还是必须记住一些基本的事实。当人们想要按照年代顺序记录事件时,他们就撰写历史。任何记录都是一种选择,虽然对事实的选择不一定意味着诠释的原则,但却经常如此。选择记录某些亊件可能因为它们或者能解释一种变化,或者能指向某种道德准则,或者能显示某种循环往复的方式。对过去记忆的保留、按时间记录的框架和对于事件的解释是我们在许多文明中可以见到的史学的因素。关于撰写历史的各方面因素,一位18世纪蒙古年代史编者的话比任何希腊史学家都更有说服力:“一个普通人不知道自己的出身,就会像一个疯猴子。不能确切地知道自己伟大家族的各种关系的人就像一条身体过于庞大的龙。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高贵父辈的事迹和境遇,就好像先为自己的孩子准备了悲伤,再把他们扔到这个世界上来。”


我认为希腊的典型特征是对于记录事件的批评态度,即发展出一些批评方法,使我们能够区分事实和想象。据我所知,没有哪种在希腊人之前或独立于希腊之外的史学曾经发展过这种批评的方法,而我们则继承了希腊的方法。


然而,那些在公元前2世纪侵人希腊、说希腊语的民族却并不天生具有历史批评的才能。[31]在希腊,历史批评只是在公元前6世纪才开始,如果说荷马或赫西俄德对发展希腊史学的特性做出过贡献,那就会有些误导。无疑荷马式的故事是历史叙述的范例,它们表明了对过去的兴趣和追述过去的非凡才能,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家族谱系的探询自从赫西俄德以来或很可能在他之前就是希腊人最喜欢的游戏。考虑“本原”(arche)、起始和发展似乎从一开始就是希腊思想的一贯特征。如果我们知道更多有关在古希腊时代作为古老(archaic)的事物而流行的那些神秘作品——例如据说是阿摩尔戈斯人西摩尼德(Semonides of Amorgos)写的有关萨摩斯岛(Samos)早期历史的诗篇(公元前6世纪初?)——我们就很可能找到更多荷马与早期希腊历史学家写作风格之间的联系。但是在赫西俄德和赫卡泰俄斯之间并没有历史思考的连续性,他们之间的某个阶段发生了一场变革,这场变革的一部分是政治性的:即发现了法律是导致人类社会差异的重要因素。变革的另一部分是哲学性的:对传统的反叛,对新的诠释原则的探索,还有可以从心智上刺激新发现的怀疑的产生。


在研究希腊史学起源时,有一个名字很少被提及,那就是具有反叛精神的天才色诺芬尼(Xenophanes)。他拒绝信仰传统的神,他强调人类知识的不确定性和人类观念的相对性,他对发现和发明感兴趣。据说他写过关于建立科洛封(Colophon)和殖民埃利亚(Elea)的诗篇:但是至少后者可能是假造的。他的确尝试过通过研究化石来猜测地球的过去。我们在一个不平凡的片段中读到:“在内陆、山上和叙拉古的采石场里都发现过贝壳……发现过鱼和海草的印记,在帕罗斯岛(Paros)上的岩石深处发现过月桂树叶的印记,而在马耳他则发现了所有海洋物体的扁平形状”(柯克-拉文,片段:187[fr.187Kirk-Raven])。修昔底德在检査希腊过去年月留存下来的风俗时,采用过一种方法,特别令人想到这种对化石的研究。色诺芬尼的一首诗表明他已经活了92岁了,他肯定生活在公元前560到470年之间,在这段时间内,赫卡泰俄斯已经成人,而希罗多德也已经是个男孩了。


色诺芬尼似乎并没有对希腊历史传说进行过什么有系统的修改,也没有对判断其真假制定过任何准则,但是,通过对有关神的传统观念提出疑问,他使检验希腊历史中神与人的分界线这一部分成为必然。敏锐而无情的米利都人赫卡泰俄斯曾经勉强领头参加过公元前500和494年之间的反叛,他也进行过这种检验。他描写过地球的地理状况和希腊人的谱系,他利用在东方国家、尤其是腓尼基和埃及做的广泛研究的结果来证实希腊神话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们与东方编年记录中确凿的事实不符。关于他的最有名的故事出自希罗多德(卷2:143),他对一位埃及寺庙的祭司吹嘘说他能够数得出十六位祖先,其中第十六位是个神,这样加起来的话,英雄时代就要追溯到公元前500年的十六代之前。而埃及祭司的回答是给赫卡泰俄斯介绍他们的三百四十五代先辈——每一代都是祭司,连最初都没有神和英雄的踪迹。


一位希望相信自己家庭传说的人不难应付埃及祭司的挑战,他可以说显然神与希腊人直接接触的时间比埃及人长,但是赫卡泰俄斯却没有这样的心情,他把由此得到的教训写在他两本著作之一,《谱系志》(Genealogies)的前言里。他的话在2500年后也仍然有分量,他说:“我赫卡泰俄斯将要说我认为是真实的话:希腊人的故事很多,也很荒谬。”人们只需要把它与赫西俄德的态度比较一下,就知道这种对于传统的新的态度很坦率。赫西俄德知道自己难免有错,他歌颂缪斯告诉他的事情,他也知道缪斯并不总是讲真话,但是却没有办法来核对自己从她们那里获得的灵感。


赫卡泰俄斯在选择事实和想象之间的确找到了一种客观的准则,他不再受缪斯操纵,而是从其他民族那里寻找证据。与非希腊的传说相比,希腊传说被证实是“荒谬可笑的”。对地理空间的夸大造成了传说的年代框架的延伸,带来了使希腊人错误地判断过去的灾难性结果。另外,赫卡泰俄斯还特别提到希腊故事的多面性,希腊的“纪事”(Logoi)“繁多”和“荒谬”,他似乎暗示,因为希腊传说如此繁多,自相矛盾,结果显得更加荒唐可笑。


我认为这些已经相当清楚了,但是现存的片段没有让我们了解赫卡泰俄斯接下来做了什么。他是否得出结论,认为至少某些希腊神祇和英雄是虚构的?他是否把希腊神放在了埃及神的同一年代?在后者的情况下,他是否认为希腊人先是混淆了真正的神和后来与神同名的人,才编写了他们的纪年史?问题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准备在希罗多德那里找到多少赫卡泰俄斯的影响。希罗多德的确在《历史》卷2中区分开了神赫拉克勒斯和后来的一位英雄赫拉克勒斯。有各种原因让我们相信,当他在卷2中写到埃及时,受到了他的前任的影响,但是,如果把希罗多德的《历史》卷2中似乎非常理性的观念也归功于赫卡泰俄斯,那也显然是危险的。在我们能够相信是属于赫卡泰俄斯的片段中,他仅仅提到在有关赫拉克勒斯的普通故事里看不到什么超人的东西,在其他片段中,他则略去了猛犬刻耳柏洛斯(Cerberus),减少了埃吉普托斯(Aegyptus)儿子的数量,显示出同样对传说进行批评的倾向。这种理性对待神话的局限和方法不容易被人注意到。至少有一次,赫卡泰俄斯叙述了传说,然后评论说:“荒谬而不可信,但他们就是这样说的”(雅各比,片段:328)。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没有办法提供自己的不同说法。


我们必须理智点,不要勉强去把有利于赫卡泰俄斯的证据弄得有条有理。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否认希腊宗教中神的存在,虽然他的思想似乎在朝那个方向发展。他没有拒绝相信不寻常的经历和我们应该称为奇迹的东西,只要它们没有被用来支持传统的神话。他的批评的一般倾向似乎是把通常传说归功于神的事情归功于人。赫卡泰俄斯真正的重要性不在于他提供了具体的诠释,而在于发现了系统地批评历史传说是可能和必需的,比较不同的民族传说有利于确认事实。


他所处的时代环境虽然迫使他成为爱奥尼亚反抗波斯起义的一位领袖,但他始终都是一位“喜欢蛮族的人’’(philo-bar-baros)。赫拉克利特不喜欢他的原因或许同黑格尔不喜欢尼布尔(R. G.Niebuhr)的原因相同,保守的思想家不大会赞同具有更为自由观念的实验研究者。赫卡泰俄斯以自己的博学证实,像赫拉克利特这样的希腊贵族声称自己是神的后人,那简直是一派胡言。赫卡泰俄斯对蛮族的欣赏有潜在的政治因素,正如尼布尔对罗马农民的欣赏也有潜在的政治因素一样。

赫卡泰俄斯(Hecataeus)生活于的Abdera城


第二节

赫卡泰俄斯参加了爱奥尼亚起义,但是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也记述过这次事件。他似乎没有想到过要把对远古的历史批评延伸到对近期的批评,他的分析方式不像一个知道很难收集证据的人,而像一个预先知道证据的人。他一开始就宣布希腊人的故事繁多和荒谬可笑,他的后继者希罗多德则一开始就声称他的目的是让希腊人和蛮族的了不起的事迹获得应有的称颂。像其他希腊人一样,希罗多德担心的是人类行为的转瞬即逝,像许多希腊人一样,他相信牢记过去的事迹是人们能够掌握的应对自己死亡的唯一(不完善的)办法。乍一看,他的开场白似乎是荷马式的;的确,没有荷马,希罗多德自己绝对想不出来。但是,历史学家保持了警惕性,他知道自己的任务是双重的:保存传统是必要的,而发现传统的真相也是必需的。他意识到诗人歌颂过从来不曾发生过的事件,他不准备让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事情获得永生。


过去有种理论,认为希罗多德开始是赫卡泰俄斯那样的地理学家,后来才慢慢产生了撰写波斯历史的念头。这种说法我觉得似乎仍然有些道理,至少它强调了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那就是波斯战争的历史还需要希罗多德自己去发现,虽然在他之前已经有了别人关于其他国家的描写。但是,对我们来说,希罗多德的发展不如他最后的立场那么重要,最后希罗多德还是决定承担责任,记录没有被书面记录过的事件和传说,同时,他将自己批评的范围扩展到检査非常古老的和比较近期的、希腊的和外国的。他这个决定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希罗多德采用的批评手法从来都不是非常严密的,用它来处理各种传说,它自然会变得越来越不严密。当希罗多德开始询问希腊和非希腊传说的作用时,他那简单的比较手法几乎不大恰当。当他必须面对外国神话时,他发现要将传说的故事变成普通人的语言也不是那么容易。另外,他也缺乏怀疑的热情,他克制自己没有去说一些话,因为那样说会冒犯神(卷2:3,61)。有一次他还说:“说了这么多,但愿不会惹得神或英雄不高兴”(卷2:45)。他对宗教的谨慎与他不喜欢任何暴露内心情感或明显偏向任何一方的言论是一致的。他以典型的犹豫不决和小心谨慎宣称雅典人在波斯战争中拯救了希腊(卷7:139)。其他的论述既有敬神也有渎神的,他承认自己只是因为论述需要合情合理才被迫如此说话的(卷2:65;卷7:96,99)。很难想象还有人比希罗多德在性格上同赫卡泰俄斯差异更大,很难说这位来自哈利卡纳苏斯的历史学家反映了波斯战争后希腊人较为清醒的心态。如果他主要是在雅典写作,那么他的朋友索福克勒斯[36]可能告诉过他一些事情,涉及神的不可捉摸和人的装腔作势。


希罗多德对于听到的故事的反应很难猜测,没有系统,而且还有些自相矛盾。他不相信尼罗利人(Neuri)每年变成狼一次,虽然斯基泰(Scythia)的希腊人赌咒发誓说这是真的(卷4:105)。他也不相信斯基奥尼人(Scion)司苦里亚斯(Scyllias)在水下潜游了80斯塔迪昂的距离去投奔希腊人(卷8:8),但是他却能够毫无顾忌地讲述阿尔克美昂(Alcmeon)如何占了克洛伊索斯(Croesus)的便宜,装走了满袋的金子(卷6:125)。有时候,他还决定指出自己的故事不止一个版本。关于闪比西斯(Cambyses)行军穿越叙利亚沙漠的细节,他给出了一个好些和另一个差些的说法。他暗示过有关波吕克拉底(Polycrates)之死的相矛盾的情节(卷3:122),他还不厌其烦地讲述锡巴里斯人(Sybarite)和克罗特尼埃人(Crotniate)对多里欧司(Dorieus)干涉意大利裔希腊人一事的不同说法(卷5:44—45),让读者自己在两种说法中做出取舍。但是,显然,他并不总是报告自相矛盾的说法。


如果我们把希罗多德仅仅当作赫卡泰俄斯的追随者来评价,我们就必须认为他不如他的老师,也有现代批评家曾经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但是希罗多德在原则和兴趣问题上显然都超过了赫卡泰俄斯。希罗多德始终坚持的两项原则在赫卡泰俄斯那里是找不到的。第一项是让记录同批评相比时拥有优先权。他有一次说道:“就我自己而言,虽然我的工作是记录下别人告诉我的事情,去相信这些事情却绝对不是我的责任;让这个原则符合我写的所有的历史”(卷7:152)。第二项原则是区分他自己亲眼见到的和别人告诉他的事情:“以上所说的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自判断和调査的结果。下面我将要记录埃及的编年史,根据我听说的,再加上一些我自己亲眼所见的”(卷2:99)。希罗多德如此区分他自己亲眼见到的和别人告诉他的事情,有时拘泥到了廷腐的地步。例如,他告诉我们,当他参观莫伊利斯湖(Lake Moeris)旁的迷宫时,他只被允许观看上面的房间,没有看到下面的房间(卷2:148)。其他时候,当他提到别人的叙述时,则不厌其烦地指出他的信息的可信程度。他居然跑到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去,因为当地的祭司在埃及人中拥有最具能力的声誉(卷2:3)。他还喜欢说明他觉得某个报告似乎很可靠。强调信息的可信性是希罗多德批评方法最典型的特征。


尽管希罗多德把记录传说看作他的首要职责,事实上他做的不止是仅仅挽救事实免于湮没,他其实还引导历史研究走向探究未知的和被遗忘的方向。据我们所知,赫卡泰俄斯在他的谱系著作中主要关心的是批评已知的东西,希罗多德则前往其他国家去发现历史事件,同时,他还区分开亲眼所见和别人告知他的事情,这对于新的探索是至关重要的。与赫卡泰俄斯不同,他不再是仅仅判断听来的事情,而是去发现新的事实。因此,他必须说明哪些传说是他可以证明的,保存传说的职责也意味着发现新的事实这一目的,两者一起构成了新的方式,其中证据的可靠性比对可能性的理性评价要更为重要。希罗多德并没有放弃赫卡泰俄斯的方法,虽然他有时对这位前辈有些不耐烦。但是为了确定事实,询问目击者变得比对某种理论的理性辩护更为重要。典型的例子是卷4里的那些章节,其中希罗多德以异常嘲讽的语气批评了赫卡泰俄斯关于极北地带居民的理论(卷4:32)。批评的一部分着眼于一般的可能性,正如我们可以期望赫卡泰俄斯的学生会做的那样,但是论述的重点是检验各种目击者的权威性。


通过结合对证据的询问和批评,希罗多德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使其延伸到当时人们所知的世界这一更大范围。在这样复杂的探询中,年代学成为主要的问题,他必须建立一个年代框架,让它能够包括数种不同的民族传说,这些传说过去从来没有被汇集在一起过,也没有共同的时间度量来判断它们。我们要感谢施特拉斯布格(Hermann Strasburger)教授指出了希罗多德在建立他的年代学时是多么熟练和毫不做作。在卷8第51节第一段中,通过指出卡利亚戴斯(Kalliades)是大流士死后第6年的雅典九执政官之一,而那时薛西斯去了希腊,希罗多德在东方和希腊编年史之间搭起了桥梁,这种联系在2400年后的今天还有效。


另一个问题是当书面记录无法获得,或者不存在时,应该如何收集证据。关于东方国家,希罗多德因为不懂他们的语言和文字,没有办法了解编年史和其他文件。在希腊,书面文件很少,而且大部分藏在寺庙和城市的档案堆里,如果没有特殊准许的话,普通客人无法企及。显然,希罗多德能够获得某些有关波斯税收(卷3:89)、波斯皇家道路(卷5:52)和波斯船只(卷7:89;卷8:66;卷8:130)的希腊语文件,而有些象形文字或楔形文字的铭文,他必须依靠当地的向导和翻译才能了解,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埃及金字塔(卷2:125)和国王塞索斯特里斯(Sesostris)(卷2:102)的铭文。至于希腊人,据我们所知,赫卡泰俄斯是希罗多德唯一采用过的同时代的散文作家,埃斯库罗斯是他唯一引用过一些事实的同时代的诗人,而所有其他引用的文献则来源于过去的诗人。他了解如此多的神谕,人们几乎要怀疑他是在一本收集了这些铭文的书中找到它们的。人们时常认为是希罗多德资料来源的希腊编年史和回忆录其实只是一些模糊的影子:维拉莫维兹曾经鼓吹的特尔斐编年史和迪凯奥(Dikaios)的回忆录现在都不再可信。希罗多德自己能够阅读希腊铭文,虽然我们有些怀疑他对底比斯(Thebes)伊斯麦阿波罗(Ismenian Apollo)神殿的“卡德摩斯字母"(Cadmean Letters)的解释(卷5:59)。他只引用了十二篇希腊铭文和另外十二篇外国文件。如果在托伊真(Troezene)发现的所谓地米斯托克利的命令是真实的话,那它就是一个希罗多德从没有见过的文件的绝妙例子。他不知道,根据这个命令,只有一半雅典舰队准备用来在阿提密喜安(Artemisium)战役中对付波斯人。另外,他说从雅典疏散的决定是在阿提密喜安战役之后做出的,而地米斯托克利的命令则表明是在这之前做出决定的。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命令,或许是因为在他写作时,这个命令根本就不存在。很淸楚,希罗多德选择撰写的故事主要基于口述证据,他依赖口述,而非书面证据。他提到许多提供信息的人,但是并没有让人觉得他选择给出姓名的那些是最重要的人。例如,人们不知道他从迈加比佐斯之子佐皮罗斯那里搜罗到了什么,后者背叛波斯人,投靠雅典,希罗多德的著作特别提到了他(卷3:160)。希罗多德在旅行中收集和整理证据,但是我们关于这种技巧的研究还处于萌芽状态,这种技巧要求高度发达的记忆力,不能与希罗多德其他更敏锐的品质分离开来,正是这些品质使他成为如此独特的人物。我们无法定义希罗多德在探询时表现出来的诸如好奇心、耐心和仁慈等天赋,他从来不会对失败的敌人幸灾乐祸,从来不赞美权力本身,也从来没有支配历史的进程。他总是注意个别事件,他虽然很注意记下相同之处,却更愿意发现不同之处;在他的著作中,没有一个场景与其他的场景相似。如果在他的故事里有超验说教的话,那也是有关所有事物准则的。希罗多德的方式是不去隐瞒自己无能力理解或纠正的事情,并让人类——或者人类的大多数——在他的镜子前自我反省。


第三节

希罗多德成就的重要性很快就得到认可,例如他给同时代的索福克勒斯和阿里斯托芬就留下了印象。我们从一个似乎可靠的来源狄鲁斯(Diyllus)®那里了解到,因为希罗多德撰写了亲雅典的著作,雅典人送给他一份可观的礼物(雅各比,片段:3)。他在雅典人那里受欢迎的程度是值得注意的,考虑到他在直接提到雅典人时还曾经说过,愚弄三千个人比愚弄一个人要更容易。他曾经被公认为历史之父,这个称呼至少同西塞罗的时代一样古老。泰奥庞浦斯[40]曾经概述过他的思想,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曾经对他进行过评论。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获得过一个真实历史学家的名声,甚至连最欣赏他的哈利卡那苏斯人狄奥尼修斯和卢奇安(Lucian)也只是称赞他的风格而非他的真实可靠性。修昔底德对他这位前辈的轻浮表示轻蔑,而接下来的世纪则基本上都支持修昔底德的观点。克泰西亚斯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狄奥多、斯特拉博(Strabo)和普卢塔克(Plutarch)诽镑希罗多德,许多书籍和小册子斥责他说谎,甚至在公元4世纪,利巴尼奥斯(Libanius)也觉得必须反驳希罗多德。很显然,希罗多德的方法没有能够说服别人,他的读者不相信他在说实话。人们可以争辩说他的失败在于他的缺点,因为他没有明白区分自己讲述的事情和他认为是真实的事情,但是任何一位细心的读者都会注意到他并没有说要对所有讲过的故事负责。再说,他所从事的这项事业规模宏大,本身就值得尊敬。对他的敌意并非仅仅是因为不信任他的方法,批评者们不能欣赏他人性的深刻以及他反应的敏锐之处。我们最了解的批评者普卢塔克不喜欢希罗多德,因为他不够爱国,因为他喜欢雅典胜过喜欢波奧蒂亚(Bceotia)。


如果修昔底德没有给历史研究带来新的变化,使他的前辈遭到摈弃,希罗多德就不会遭遇这样的命运。使希罗多德失去原有地位的因素很多,但是其中最突出的是修昔底德把自己放在了希罗多德和他的读者之间。希罗多德不擅长探索更为广阔的世界。他在国外至少居住了20年,他喜欢的雅典人不多,无论如何,他又不是为了爱自己的同胞才到这世上来的。然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雅典人会说的话,他所有的才智都用来了解作为一个雅典人所必须面对的战争的意义。他知道无法逃离自己出生的城邦,因为他从政治生活的角度来看待生活,从政治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历史。他最后甚至连瘟疫——他唯一没能避开的非政治体验——都要检验一下其政治后果。修昔底德对希罗多德的态度来源于他们两人对于什么是政治必然性的不同观念,但主要还是因为一位致力于政治生活的人厌恶另一位好脾气的世界主义者。希罗多德不是嘲笑佩西司特拉托斯(Pisistratus)被一位乔装成雅典娜的女人领回来的故事吗?——“考虑到自古以来,希腊人不同于蛮族就在于他们聪明和不会犯愚蠢的错误,[很奇怪]这些人竟然会想出这么一个计策来欺骗据说是希腊人中最狡猾的雅典人”(卷1:60)。


修昔底德像他同时代的诡辩派一样具有好询问的头脑,但是他完全致力于政治生活,对于他来说,过去只是现存的政治状况的开始;而“现在”则是了解过去的基础。了解“现在”就能够了解人性的作用,“现在”的经验可以为将来所用(尽管还不能肯定具体如何使用),或者是开启过去的钥匙。修昔底德认为时代的不同大多只是量的不同,而非质的不同,人性基本是不变的,然而“现在”是人们唯一能够获得可靠信息的时代,因此,历史研究必须从“现在”开始,而且只能够在证据允许时才能深入到过去。修昔底德如此坚定地相信“现在”在历史研究里的中心地位,因而觉得没有必要详细探讨伴随的论点,即“现在”是人们可以获取相关可靠信息的唯一时间。当代的独特地位在于两个前提,人性中有些不变的东西,当代历史是人们唯一能够可信地讲述的历史,如果再假设值得考虑的事件只是政治事件,就会缩小哪怕仅仅是对“现在”重要事件的选择范围。人们想要权力,只能够在国家内获得权力,结果是导致内争外战。传记本身不包括在内:人的行动或者是政治性的,或者什么都不是。但是人的行动并不总是盲目的。在变革的时代,激情能够膨胀到那样的程度,以至于个人都不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史学家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确定人们激情的作用过程——修昔底德在他的卷3的著名章节中就是这么做的。但是,正常情况下,政治领袖们能够做出自我解释,如果不考虑政治领袖们说的话,那就不可能了解一般的权力斗争。的确,政治领袖的特殊责任就是用演说来打动众人,而又不至于向他们盲目的激情让步,从而表明他能够掌握局面。因此历史学家必须既仔细记住领袖们做过的事情,又记住他们说过的话,但是他也知道,要忠实地传达一次演说比准确地描述一次军事行动更难。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问题至今没有答案:修昔底德究竟想要传达善辩的演说者的真实语言,还是他所描述的演说只不过传达了他们隐秘的思想,而非真实的辩论?如果就这么简单地提问,这个问题就无法回答。任何修昔底德的读者都会承认他的有些演说似乎、不大真实,卷3中克里昂(Cleon)和狄奥多托斯(Diodotus)关于米蒂利尼人(Mytileneans)的辩论就是个例子,卷5中雅典人和米洛斯人(Melians)的对话是另一个例子。各种演说结构相似,这给那些把它们当作演说忠实记录的人也造成了更多的困难。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没有什么想当然的理由来怀疑,至少在雅典,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能够以修昔底德让他们说话的那种方式来说话。对于修昔底德演说的两种相反解释并不能说明事实。他想要传达真实的演说,而且知道这样做多么困难。但是,考虑到他总是根插是否能控制局面来判断政客,他就必须展示他们所想到的东西,哪怕有些情况下他们可能说的是另外的话。


像希罗多德一样,修昔底德没有怀疑过口述传统比书面记录更重要这一假设,像希罗多德一样,他首先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然后才是可靠证人的眼睛和耳朵。卷7中随意的一句话表明他充分意识到了战场上目击者有限的价值。但是,他与希罗多德有两个不同之处,首先,他从不满足于直接讲述故事,总是要为自己讲述的事情承担责任;仅仅复述不是他的风格。第二(在某种程度上,第二点是第一点的结果),他很少详细说明信息的来源,他觉得别人必须信任自己。他所从事的工作具有如此多的地理和时间上的局限性,他却以为自己可以跑到读者面前去要他们相信自己,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是另一种情形。


他的历史很少是根据书面证据写成的,另外,军少有些他引用的文件并没有被用来证明任何事情,只不过是故事的一部分而已。如我在第一章里已经提到过的,这解释了为什么维拉莫维兹和施瓦茨会认为,如果修昔底德完成了自己的作品,他就会用具有自己风格的释义来替代这些文件的原文。这种说法很有趣,但不大有说服力。在其他情况下,显然为了证明一个观点,修昔底德会引用或提到原文,这些原文全都与过去的历史有关,可以在附录中找到。提到保萨尼阿斯和波斯王的来往信件(卷M28)、特尔斐祭坛上的铭文草稿(卷1:132,2)和注明保萨尼阿斯埋葬在什么地方的石柱等都是为了证实和解释故事(卷1,134,4)。提到马格尼西亚(Magnesia)市场里的地米斯托克利纪念碑(卷1:138,5)是为了证实地米斯托克利是代表波斯人的城市总督——这也的确是事实,而传说地米斯托克利的骸骨被运到了雅典,秘密埋葬在阿提卡,这一点修昔底德无法证明。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在附录中用到文件和纪念碑文的做法同在引言中用到“证据”的做法——也即所谓考古。同样,修昔底德处理的是过去,而且是久远的过去,他意识到了必须根据证据来推测,他使用了不同种类的证据:荷马史诗的一段、被视作过去留存下来的当时的习俗、甚至还有考古的资料,例如提洛岛(Delos)上的坟墓提供的资料(卷1:8,1),我们基本上还可以肯定有一次修昔底德使用了萨摩斯岛的地方编年记录。这种方法采用了考古数据、比较民俗学和文献资料的史学诠释,我们认为非常好,却感到奇怪为什么修昔底德只是在前言里用到了它。原因很明显,修昔底德没有像他描述“现在”那样描述过去,我们认为最保险的历史研究方法在修昔底德看来只是第二位的,只有在不可能获得确实和详细资料的情况下,用来替代直接的观察。过去本身对于修昔底德来说并不重要,它只是“现在”的序曲,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是线形的。如罗米伊(Jacqueline de Romilly)所指出的那样,修昔底德“賦予历史的进程永远不变的意义”(《修昔底德的历史和理性》,第294页[Histoire et raison chez Thucydide,1956,294])。说得更直接一点,正因为过去按照简单的进程发展到现在,唯一了解它的方式是从现在出发去了解过去,这是修昔底德不同于希罗多德的又一个地方,而后者认为过去本身也很重要。


第四节

很难说修昔底德对于他在公元前4世纪的后继者有些什么影响。据说叙拉古的菲利斯托斯(Philistus of Syracuse)是他最坚定的追随者,但他对于我们只不过是个名字而已。据说克拉替帕斯(Cratippus)继续了他的工作,也有人提到他曾经批评过修昔底德的演说。如果《俄克喜林库斯希腊史》真是克拉替帕斯的著作的话,那我们还可以说,他很客观仔细,遵循了修昔底德的纪年方式,并且区分事件的表面和深层原因。色诺芬和泰奥庞浦斯从修昔底德停下来的地方开始,但是他们的观点大相径庭。色诺芬认为斯巴达人失去了对希腊的霸权地位,因为他们耍诡计攻占了底比斯的城堡,神惩罚了他们。不知道修昔底德对这会有什么看法。泰奥庞浦斯对雅典政治持高度感情化的态度,而且一般来说,他的偏向会引起修昔底德的反感。埃弗鲁斯(Ephorus)研究了更早的时代,包括特洛伊战争和伯罗奔尼撤战争之间这段时间,而这是修昔底德认为不值得详细研究的领域。修昔底德宣称研究同时代的历史可以揭示人性永恒的特征,他这种说法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后继者。公元前4世纪的历史学家更喜欢简单一些的观点(他们把这种观点留传给了接下来的世纪),认为历史是行为的经验。他们也不同意他本质上的无神主义,或是他根据权力冲突对人类事件充满激情的评价。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公元前4世纪的历史学家尝试过做一些修昔底德没有做过的事情。色诺芬尝试撰写学术传记(《进军记》中记述了他的军事体验);泰奥庞浦斯(甚至康纳[Connor]教授的书出版了之后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在他的《腓力记》中把马其顿的腓力这个人物置于同时代生活这一庞大画面的中心;埃弗鲁斯试图在普世历史的框架中从起源开始撰写希腊史。波里比阿把埃弗鲁斯视为他这个普世历史学家的前辈。


但是无论是在公元前4世纪还是后来,很少有人怀疑修昔底德是值得相信的,只有约瑟夫斯顺便提到过有人曾经怀疑修昔底德的可信度。总的来说,修昔底德一直是真诚的历史学家的典范,修昔底德使历史避免成为当时越来越具影响力的修辞学家的牺牲品,而后者关心词汇胜过关心真实。当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的学生普里斯托芬(Praxiphanes)撰写了一篇对话来解释历史是什么时,他选择以修昔底德为历史学家的榜样。甚至连修昔底德关于当代历史比过去的历史更为可靠的原则,也没有人认真提出过疑问。埃弗鲁斯虽然放弃了当代历史,他在著作的前言里也承认对过去的了解不可能像对“现在”事件的了解那样可靠。修昔底德最重要的成就就是说服他的继承者,历史是政治历史,公元前4世纪的大史学家们没有谁背弃了这个观念。希罗多德式的地理和非政治事件也的确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的史学著作中,但总是以历史正文前言的形式出现,或出现在附录里。埃弗鲁斯有一篇地理前言,泰奥庞浦斯有一大篇关于预示的附录,还有另一篇有点徘镑传记性质的关于民众领袖的附录,但是埃弗鲁斯和泰奥庞浦斯的主题都是政治性的。


在接下来的世纪里,人们经常谈论和批评作为著作家的修昔底德,只要读读马尔凯里努斯的修昔底德传记或是哈利卡纳苏斯人狄奥尼修斯的修辞论文,就能够发现针对他的主要批评。狄奥尼修斯不满修昔底德的含混不清,甚至重写大段大段的文字来表明修昔底德应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思才对。关于修昔底德写作风格的争论一直延续到希腊化尾声时期的罗马,而且从萨鲁斯特和西塞罗的时代开始成为罗马文学生活的一部分。总是有人喜欢希罗多德的风格胜过喜欢修昔底德,而从阿里安到普罗柯匹厄斯(Procopius)的许多历史学家则采取折衷态度,模仿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两人的语言特征。但是,希罗多德的遭遇从来没有在修昔底德身上发生过:有些人欣赏希罗多德的风格,却宣称他会撒谎,而那些大量采用过修昔底德的人则不会宣称他不可靠。与^泰西亚斯和曼涅托对待希罗多德的做法不同,埃弗鲁斯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在用完了修昔底德以后再把他辱骂一顿。要找出希罗多德作为历史学家和史学研究方法大师的影响有些困难,而且完全是间接的。我们可以猜测在泰米阿斯(Timaeus)关于西方历史的广泛看法中有他的影响;可以更为明确地感觉到,在继承了波里比阿的伯西多纽斯(Posidonius)历史著作的结构中有他的影响。如果描述其他国家时结合了民俗学和历史,例如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对印度的描述和阿夫季拉人赫卡泰俄斯对埃及的记述,那么他们就没有忘记希罗多德的教导;根据希腊方式来撰写自己本族历史的外国人也是如此,但是即使是这些历史学家也不容易按照希罗多德的方式把军事政治史和有关风土人情的描述结合起来。最为明显的例子是,阿里安区分开了他对印度的记述和他撰写的亚历山大大帝史。希腊的历史学家们撰写著作记述各个希腊城邦,记述亚历山大和他的继承者时,始终是撰写纯粹的政治和军事历史,而政治历史——“修昔底德式历史”——则一直是古代大多数人眼中的优秀历史。


民俗学、传记、宗教、经济学和艺术等哪怕有人涉及,也一直是边缘学科。希腊化时代大多数严肃的和许多不怎么严肃的历史学家的目光只局限于战争和联盟,亚历山大里亚的历史学家如托勒密(Ptolemy)和阿里斯托布卢斯(Aristobulos)、下一代的回忆录作者如卡地亚的希罗尼移斯(Hieronymus of Cardk)等人都是政治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给这种倾向带来了新的权威性,靠阅读修昔底德和波里比阿自学成才的罗马元老们当然也倾向于强调这种单一的政治军事研究方式。因为波里比阿自身的重要性以及对希腊和罗马史学的影响,他的情况值得特别讨论。他欣赏埃弗鲁斯胜过修昔底德,这在一位普世历史学家是很自然的。据我所知,现存的波里比阿著作的一部分(卷8:11,3)只有一次提到了修昔底德,而且还不是在很重要的场合下。波里比阿对于历史研究的严肃说教态度与修昔底德大不相同,在他关于演说的评论里,人们可以察觉到他对修昔底德那些显然是捏造的演说隐含的批评:他要求历史学家照原样记录下演说。但是,波里比阿接受了所有修昔底德方法的基本要素,他接受了修昔底德关于历史真实的观点以及他对深层和表面原因的区分(尽管他可能会用另外的术语),尤其是修昔底德关于政治和同时代历史的观念。波里比阿或许并不欣赏修昔底德,但却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并使撰写历史遵循修昔底德指出的方向。波里比阿那么无情地诋毁泰米阿斯,摈弃了第一流的希腊历史学家,本来我们能够在后者身上清楚地找到希罗多德方法的痕迹。他在说服罗马人相信历史主要是政治历史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他的这种观点并非完全肤浅。无论我们如何倾向于认为罗马人是政治动物,第一位罗马史学家,匹克脱(Quintus Fabius Pictor)并不反对历史的非政治化方面,他的榜样是泰米阿斯,他可能从来就没有读过修昔底德。加图(Cato)也同样没有完全致力于纯粹的政治历史。但是接下来阅读过波里比阿的历史学家则服从了严格的政治历史理想:我们在萨鲁斯特、李维和塔西佗那里都发现了这种倾向。西塞罗说历史的第一法则是对真实不要有一丝一毫的加减(《论演说家》,卷2:15,62 [De oraf. II,15,62]),这时他想到的是修昔底德。

Keitor石柱上描绘的Polybius


有趣的是在罗马共和国之外,波里比阿从来没有分享过修昔底德的名望。希腊人——甚至是在帝国时代描写罗马的人,例如卡修斯(Dio Cassius)——也认为修昔底德而非波里比阿才是政治历史的典范。我们怀疑决定他们这种偏爱的是风格,而不是内容。公元前2世纪的作家没有谁有任何机会同帝国时代的“古典”学派竞争,然而,这不仅仅是风格问题,只要读者被告知希罗多德是个撒谎的人,而修昔底德是真实,修昔底德就注定会一直是历史的理想代表。卢奇安说过的话兰克一定非常清楚。卢奇安说,修昔底德给了历史以法则说,即说“做过的事情”的法则。卢奇安还说修昔底德针对希罗多德实施了这个法则。我们完全可以对古代修昔底德学生的作品的质量感到失望,没有人有他那样洞察一切的才智,很少人有他那样髙贵的严谨态度和清醒的判断力。我们这里不去谈论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天才出现,修昔底德之后质量的下降有其他明显的原因。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学术自由是独特的,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修辞学吸引了历史学家,而哲学使他们偏离了历史。最后,史学被迫以不足的手段来对付过去,因而注定对政治压力非常敏感,不再能够深入思考过去。我们将会看到,这样一些局限性直到19世纪还在起作用。但是,紧随修昔底德之后的历史学家做了大量清醒和永久的工作,我们不应该低估。我已经指出了他们一些新的发展轨迹,我不能赞同我的朋友芬利(M. I. Finley)的论断:“所有希腊人创立的新的询问方式中,历史是最为失败的”(《希腊历史学家》前言,第20页[Introduction to The Greek Historians, New York,1959,20]。


第五节

如果经过古典时代再到文艺复兴,我们的第一印象是波里比阿比修昔底德更重要。在希腊历史学家中,对重新发现希腊历史学家的西方人具有影响力的,他的确是第一个。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他的题材比模糊不清的伯罗奔尼撤战争有意思得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逐句解释过他,波利希安(Politian)研究过他,马基亚维利评论过他。波里比阿同李维和塔西佗一起是希腊政治历史理想复兴的基础,而这种理想是16世纪更为普遍的复兴古典价值观念和形式的突出部分。直到17世纪末,波里比阿都是政治、外交和军事智慧的大师。卡索邦(Isaac Casaubon)是他的翻译者和辩护士,评论和鼓吹塔西佗的利普西斯(Justus Lipsius)也是波里比阿在军事历史方面的好学生,他把波里比阿视为对抗土耳其人的指南。福修斯(Isaac Vossius)把他放在了希腊史学的中心。同他相比,修昔底德这样的历史学家只在有选择的圈子里受到重视。哈利卡纳苏斯人狄奥尼修斯对修昔底德的权威性批评受到了注意,翻译了狄奥尼修斯评论修昔底德著作的杜迪特(Andreas Dudith)也是16世纪修昔底德最为刻薄的敌人:“修昔底德过去算不上是最好的历史学家……现在最终也会被人们抛弃”。尽管卢奇安——他的历史小册子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必读书——对修昔底德推崇备至,也没有多大用处。少数几位对修昔底德感兴趣的人并不是专业历史学家,霉布斯不是,耶稣会士拉潘(Pere Rapin,1681年)也不是;他们代表了某些人的趣味,这些人需要一种比波里比阿和塔西佗能够提供的更为坦率细致的观念。拉潘了解帕斯卡尔和高乃依(Corneille),但是他对修昔底德的辩护变成了比较修昔底德和李维——结果又无定论——这恰好表明拉潘对历史研究不感兴趣。


据我所知,直到18世纪下半叶,普遍的观念气候才开始变得明显有利于修昔底德。马布利神父(Abb6deMably)®评论说,修昔底德是君主和他们的大臣们必须每年阅读一次的历史学家(《论历史写作方法》,第125页[De la maniere d'ecrire l'histoire, 1784, 125])。接下来的浪漫主义运动把修昔底德抬髙到了他今天依然享有的地位,使他成为哲学历史学家的典范,[50]他结合了对于细节的准确检验和对于人类思维活动的充满想象力的深刻理解。修昔底德尽管非常准确细致,却不是个学究,而此时学究们像《日耳曼历史文献》(Monumenta Germaniae)一样变得越来越多。在19世纪对修昔底德的偶像崇拜里有种怀旧因素,我们今天也继承了这一点。克罗伊策(Creuzer)、谢林(Schelling)、施莱格尔(Schlegel)和兰克的观点在兰克的学生、现代经济学研究创始人之一罗雪尔(W. Roscher)的修昔底德传记那里找到了最有吸引力的阐述。所有这些人都把修昔底德与波里比阿相比,认为一个具有艺术性,而另一个缺乏艺术性,一个有哲理性,而另一个具有功利性。那些想要为波里比阿辩护的人必须指出他是比修昔底德更具有普世性的历史学家,因此更接近基督教,例如乌尔里奇(Hermann Ulrici)在他的《古典史学的特征》(Charakteristik der antiken Historiographie,1833)中就提出了这种看法。尽管如此却很少有人信服》。


然而,对我们来说,19世纪修昔底德和波里比阿的冲突不如修昔底德命运变化的另一个方面更有意思。是希罗多德在最后关头拯救了修昔底德。此时,修昔底德的崇拜者也首先是希罗多德的崇拜者,他们欣赏的修昔底德的特性在希罗多德那里也能找到。修昔底德和波里比阿的冲突已经取代了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的冲突。批评家们开始发现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之间的和谐——或者至少承认他们能够互相取长补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究竟怎么一回事,笼统地说,就是自从16世纪中期以来,希罗多德已经成为非常值得尊敬而且受到尊敬的作家。1460年左右,当瓦拉(Lorenzo Valla)的希罗多德译本开始在西方流传起来时,人文学者们当然想起了过去对他的攻击。一时间他们对自己的信念有些犹豫不决,他们是应该相信古代人所说的希罗多德是个撒谎的人,还是让自己拜倒在这位新近发现的作家的魅力和学说之前?蓬塔诺(Pontano)试图采取折衷态度,而斐微斯(J.L.Vives)则借希罗多德这个机会来攻击各个时代撒谎的希腊人。但是,还有两个新的因素:美洲已经被发现了;基督教改革运动引起了人们对《圣经》史新的兴趣。在美洲,欧洲人可以发现许多比他们在希罗多德那里读到过的更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希罗多德恰好可以帮助他们描述这些事情。另外,除了希罗多德,没有人能够为了解《圣经》史提供东方历史的背景。1566年左右,史蒂法纳斯(Henricus Stephanus)在他写的《为希罗多德辩护》中首先意识到新的地理发现对于评价希罗多德的影响。另外一方面,斯卡利杰(J. J. Scaliger)也欣赏希罗多德,用他作为《圣经》的补充资料。后来,在17世纪,希罗多德被用来证实开始受到怀疑者质疑的《圣经》故事。当像牛顿这样的人也宣布自己对希罗多德的忠诚时,他的可敬地位就得到保障了。牛顿宣称他制作年代表来“使年代次序符合自然过程、天文、神圣的历史以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说法”。这在史学上意义深远,它意味着现代民俗学的诞生是有意识地延续了希罗多德和其他古代地理学家和民俗学家的工作。在留存下来的古代作家中,因为希罗多德游历最为广泛——超过了波里比阿——而且最少采用已有的书籍,他成为与足不出户者相反的真正爱好旅行者的灵感来滹。然而,希罗多德还不止这些,他是一位坦率和富有诗意的历史学家,相信人事中有某种神力介入,他愉快地谈论自由,尊敬和热爱风俗传统。在浪漫主义运动前夕,赫尔德(J. G. Herder)很快就意识到希罗多德是他的同盟,希罗多德具有“对人性毫不费力的和宽容的理解”,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许多其他批评家都重复了赫尔德说过的话。当伏尔泰想要给一般的战争历史加上“风俗史”(histoire des moeurs)时,还有谁比希罗多德能够提供更好的例子?尽管希罗多德有些幼稚,但是他在现实性和准确性方面可以起到矫正作用。观念发展的意识使人比较容易理解希罗多德不那么具有直接说服力的方面,因而也没有理由继续保留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之间旧的对立。


如果希罗多德对过去的思考显得天真新颖,那么修昔底德则代表了对人类命运更为周到和富有经验的分析。我的感觉是,人们在18世纪时单独欣赏希罗多德,比在19世纪时更为容易。在18世纪,他是智慧的世界主义者,而在19世纪,政治历史,尤其是在德国——我们这里不谈原因——再次占了上风。因此,修昔底德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人们认为他比希罗多德更趣味相投。但是,希罗多德再也没有被斥为撤谎的人或是不称职的历史学家,经过三个世纪的东方和希腊研究,学者们变得聪明了。最坏的情况下,希罗多德的地位低于修昔底德,而最好的时候,他被放在与过去的对手同等地位。现在人们认为修昔底德拥有的品质,最早是在希罗多德身上发现的,那就是富有哲理性的理解力和艺术家的洞察力。希罗多德新的地位意味着值得信任的历史不再必须是同时代的历史,也同样意味着文明史——相对于纯粹的政治史——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希罗多德在18世纪和19世纪命运的改变是政治史的支持者和文明史的支持者之间存在紧张关系的症候,但是,哪怕在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的时代和他的国家里,文明史也没有被人们遗忘。


这种情况的影响因素有许多,其中之一具有纯粹的史学性质,我们将在下一个章节谈论也即古文物学者的介入。对于档案和出土文物的研究,以及对于铭文和钱币的研究都清楚地表明,对近期和远古事件的研究在可靠性方面没有实质性的不同。因此,研究非政治性事件的范围扩大了,希罗多德的世界(跨越几个世纪和不同国家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还有修昔底德的世界(集中在一个时期、一个国家、一种活动上),它们看上去不再是分割开的两个世界。不用说,今天希罗多德或许比修昔底德更受欢迎,也肯定受到更多的爱戴。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需要综合性的非政治性历史,希罗多德对我们来说似乎远比修昔底德更通人性,或许他还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逃离修昔底德想要用来禁锢我们的铁塔的道路一一一条愉快的道路。这些想法我们可以视作理所当然。目前最典型的情况是古典时代的两个对手——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已经成为人们一致认同的历史研究的共同缔造者。希罗多德可能不会在意,而修昔底德肯定会对这种联系深感骇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