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情欲的性是上帝的敌人?

利维坦 2021-04-06 14:41:39

利维坦按:感谢同道学园(微信号tongdao_dushuhui的编辑王琛供稿,此文正好也涉及我很感兴趣的领域:在西方基督教的背景下人们是如何看待性的。文章有很多细节很有趣,比如对待“圆房”、“无圆房”的判准,以及随后发明的针对丈夫性能力的检查。



原文/牛津通识读本《Sexuality》

文/Veronique Mottier

来源/同道翻译组

译/周瑞瑞

审稿/姜昊骞


对性怀有敌意的基督教

早期基督教吸收并重塑了一些已出现在古典时代晚期的性自控思想,形成截然不同的性伦理。尽管在古典时代晚期,弃绝性生活是男性性自控伦理的一部分:但到了公元五世纪,基督教信条则认为男女都要保持处子之身和性节制。在政治权威转移到教会的背景下,性欲因将人们束缚在对配偶或者子女的世俗义务上而受到责难。它使得人们无法将精神集中于对天国降临的追求和为灵魂归处作准备。基督徒对性的敌意是一项更宏大的宗教事业:将人们从世俗的束缚与欲望之中解放出来。在性与欲望受到监管的同时,禁欲(Celibacy)与贞洁(Purity)被赋予了崇高价值。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西方基督教奠基人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年),他那些阴沉的教诲进一步发展了颇有影响力的“原罪”学说——将性作为亚当和夏娃被驱逐出《创世纪》里所描述的伊甸园的原因。奥古斯丁宣称,要不是亚当和夏娃被性欲虏获的话,那么天堂里理想的性交应该是“在伴侣臂弯中安然入眠”。他还说,“基于情欲的性是上帝的敌人”。与古典时代不同,对奥古斯丁来说,性并不产生于身体热量,而是产生于强烈的性欲——罪恶的欲望。人类失去神的恩宠说明“肉体腐化”赢了道德意志力量,性行为被原罪玷污。因此,奥古斯丁推崇性自控,尽管他也不认为与“性欲的污物”作斗争是容易的,这能在其自传《忏悔录》里看出来。在这本自传中的一个著名段落中,他描述道自己年轻时曾经祈求上帝“赐予我贞洁与自制吧,但不要立即赏给”。


壁画《原罪和逐出伊甸园》,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米开朗基罗作于公元1509-1510年间,现位于梵蒂冈西斯廷礼拜堂大厅天顶。

于是基督教伦理对性,更宽泛来讲,对肉体欲望有着极大的敌意,它认为肉欲阻碍人们获得精神救赎,为人们套上动物情欲的枷锁。原罪之恶从人们出生那刻起便污染了他们。正如加尔文所说,一个新出生的婴儿是“原罪的温床,因此对上帝来说是既龌龊又可憎的”。对古希腊罗马人而言,直挺的男性生殖器是权力的象征,但对奥古斯丁而言,它却代表着人们屈从于性欲。用公元三世纪希腊神学家奥利金的话来说,女人更加是“情欲的奴隶……甚于禽兽”。

要么禁欲,要么以生育为目的而结婚


基督教徒对婚姻的态度是矛盾的。根据耶稣启示:“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路加福音》第14章第26节),早期的基督徒们认为家庭根本上是宗教虔诚的阻碍。婚姻尤其遭到质疑,因为它暗含肉体诱惑这反映着魔鬼撒旦之事的危险。如教宗英诺森三世在十三世纪描述该困境时所说:“每个人都知道,性行为,即便是发生在已婚夫妇之间,也从不会没有肉体之痒、激情之热和情欲之臭。”新教神学家马丁·路德同样对婚内性行为表示反感,宣称“如果上帝就此事征求我的意见,我会建议他以抟土为人的方式为人类传宗接代”。然而,教宗们也承认,大多数的信徒不会信奉基督教有关禁欲生活的信条。因此婚姻被视为对物质世界的一种可接受的妥协,也被神学家们赞扬为社会的基石,比如保罗认为只要夫妻的主要目的是生育,他们还遵守一夫一妻制、崇尚忠贞的话,那么他们就在性行为中彼此欠“性债”。这赋予婚姻比古典世界更大的生育责任——古典世界里,收养儿童或者成人已经成为被社会接受的不通过生育产生继承人的方式。因此在基督教世界里,圆房(consummation)变得至关重要,而且“无圆房”(non-consummation)被格拉西撰写的教会法科书(公元1140年)确定为离婚的合法依据。不过,教会权威通常带着怀疑看待离婚诉求,因为不道德的夫妻可能会错误地以性无能为由,将自己从婚姻中解放出来。由于这个原因,很多地区,包括英格兰在内,服务于教会的“忠诚女人”发明了针对丈夫性能力的检查。历史学家奥古斯·梅拉伦在他的书《性无能:一本文化史》介绍了这种提供给十五世纪约克和坎特伯雷法庭的检查细节:


就是那个见证人,裸露着她的胸部,用她那被火烘热的手,揉搓翻看着约翰的阴茎和睾丸。她拥抱且时不时亲吻着约翰,竭尽所能挑逗他,让他展现出男子气概和性能力,告诉他不必为这样而感到羞耻,他应该表现得像个男人。同时,她还边说边检查边不停地询问着,在这一段时间里,男人的阴茎也只不过三英寸长……一直这么长,不增也不减。

中世纪验明性无能的检查,可以作为终止婚姻契约的合法依据。

如奥古斯丁所言,“对很多人来说,彻彻底底的禁欲比亦步亦趋的节制要容易些”,基督教婚姻被认为是除禁欲和其他苦修行为外比较好的选择。一些早期基督教奠基人,比如奥利金据说为了与源于色欲的精神污染作斗争而自残。自残没有在更多人中流行开来,到了四世纪,尽管它是基督徒表达贞洁的一种方式,也已经足以警示教会权威在众多教义中将该行为定为有罪,并称其为异教徒行为。其他奠基人,如三四世纪的沙漠教父安东尼和杰罗姆则隐退至埃及沙漠,他们这种脱离物质世界的行为在迟些时候以修道院的方式确定下来。


鸡奸:复杂的概念


由于强调婚内带有生育目的性行为以及反对其他基于情欲的性行为,女人之间的同性关系始终遭到教会权威的责难和压制,尽管很少被其诉至法庭。教会对于男性同性关系的态度看起来要复杂得多。历史学家们对男男关系在多大程度上被容忍尚无定论。中世纪史研究者约翰·波斯威尔记录下了看上去被宗教仪式所允许的男性同性结合的例子,由此认为这样的伴侣关系在早期中世纪拜占庭社会“稀松平常”。直到十四世纪起,这样的关系才被天主教所压制。这恰好说明压制男男性关系因时因地而差异巨大。基督教伦理将鸡奸定罪为不自然的罪恶行为,不过直到十八世纪,鸡奸还是个笼统的术语,包含着一系列男人或者女人参与的“变态的”(从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意义上而言)行为,比如兽交,手淫,肛交,口交,同性性交或者男女之间不以怀孕为目的的性交。

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有着罪恶都市的恶名,鸡奸恶习在那里泛滥成灾。1432年,这个城市设立“巡夜所”,一个专门处理鸡奸案件的地方执法机构。历史学家米歇尔·洛克描述了在70年间,17000个男人(男性居民总数为40000人)是如何不只一次因鸡奸案件被调查。他的法律证据不仅披露大多数佛罗伦萨男性居民看上去都参与过这样的事情,也显示他们在大多数案件中的惩罚只不过是轻微的罚款。相比较而言,在欧洲其他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城市,比如奥格斯堡、威尼斯或者加尔文统治下的日内瓦,宗教以及世俗权威都为鸡奸设立了更为严重的惩罚措施,从坐牢、阉割到砍头、饿死还有绑到木桩上烧死。对鸡奸的制裁在十八世纪越来越重,同时它的意思也在那时变成单指男人之间的性行为。


剑桥大学凯斯学院里的一个纪念碑,立于1619年,为纪念该学院院长哥斯林和他的男伴理雅各博士。图片下方有个闪着火焰的爱心,其说明是:“爱让他们生时结合。愿土壤让他们入土之后还在一起。哦,理雅各、哥斯林的心依旧与你同在。”

基督教花了一千多年的时间使自己牢牢地立足于欧洲,在其巩固自己宗教和政治势力的这段时间之内和之后,还有很多不同教派在主流教权之外苦苦支撑。这些教派对性苦行(译者注:严格的自律以及摒弃一切形式的性行为)持有不同意见。例如,像二世纪的埃及诺斯替教派里的卡珀克雷特派这样的团体据说相信:为了离开物质世界,人类灵魂首先要获得每一种可能的尘世经验。他们因性自由——据说包括换妻和公开裸体——而臭名昭著。

更一般而言,我们当然应该记得,基督教价值观的流行并不意味着人们以教会赞成的方式过活。不过,基督教创造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规范的性模式,该模式将处子之身与节欲提高为至上的精神理想以及作为使人脱身于世俗义务的方式。与之相比较,犹太教就不赞成禁欲,因为它明显违背上帝关于“多子多孙”的诫命。有关性节制、弃绝性行为和对婚内带有生育目的的性与忠贞的理想化过程,为性赋予了新的文化含义,性成为魔鬼撒旦的首要目标,因此也变成需要被惧怕与避免的东西。古 典时期的医学知识认为缺乏性有害健康,但是基督教对处子之身和性节制的理想化,则促成了一种将无性作为至上精神理想的性秩序。


性,是抑是弃?


通过把性放到原罪这个特殊的地位上,基督教将其牢牢地至于自身道德体系的中心。历史学家与社会理论家米歇尔·福柯《性史》中的著名片段指出:基督教伦理的讽刺之处在于它一方面将性定义为不该被言说的羞耻之事,另一方面又视之为重大的罪愆,不仅仅要追踪其表象,更要将其从深藏于灵魂的欲望中挖掘出来。


圣奥古斯丁,在性与原罪间建立必然联系的关键人物。


随着天主教里的忏悔,和宗教改革带来的对个人良知的严格自省等程序的发展,基督教实际上建立了不断对性进行反省的制度性机制,鼓励对个人的性“事实”进行“忏悔”。与此同时,基督教对性的贬抑,卡萨诺瓦、萨德、威尔克斯等作家和维多利亚时期匿名作品《我的秘密生活》的作者事无巨细地颂扬了他们放浪不羁的事迹,这明显与基督教一贯的性道德不符。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这是由基督教忏悔模式衍生出的公开叙述性事实趋势的一部分,那这就不显得那么突兀了。


19世纪的一位太太向神父忏悔。


在现代,这样的忏悔模式延伸至社会生活其他领域,如家庭、恋爱、医学、心理治疗、司法、教育以及媒体等——所有鼓励我们去交流最深的想法与欲望的情境中。正如福柯所说,“我们身处在一个奇怪的忏悔社会中。”启蒙运动吹响了向宗教迷信进攻的号角,而基督教伦理正是其中的一个目标。


欧洲兴起的“放荡性生活”,自十七世纪始尤甚。“放荡性生活”一开始流行于贵族精英阶层,由羊肠制成的避孕套和人造阴茎在他们中间广为使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出现了橡胶避孕套——不过它们似乎主要用于预防男人在嫖娼中染上性病,而且它们对于工薪阶层来说还是太贵。


古老的羊肠避孕套,采用小羊的盲肠制成。羊肠避孕套(Condom)由十七世纪晚期的一位英国医生约瑟夫·康德姆(Joseph Condom)发明并以他的姓命名。


尽管堕胎不被教会所接受,但是如果它在胎动期——即孕妇开始能够感觉到婴儿,差不多怀孕四个月时——前进行,传统上也为大多数欧洲地区所接受。十九世纪的媒体公开宣传堕胎方法,而且有关堕胎的产业也逐渐兴旺,直到它在该世纪中逐渐被大多数欧洲国家所管制并定为犯罪。


对性的文化忧虑随着工业现代化带来的急剧社会、政治变化而增多。工业化(现代机械化生产方式的发展)、城市化(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比例增加)以及世俗化(现代社会中宗教信仰重要性下降)等相互关联的进程产生了大量城市人口,原子化的个人比任何时候都少受到来自传统前现代社群的社会和宗教控制。正如美国性文学评论家史蒂芬·马尔库斯指出:


十九世纪的一面是主要集中在城市的繁盛娼妓和舞厅行业,还有多少受惠于现代印刷技术发展而快速增长的色情读物,另一面却是公开场合中的道貌岸然与对性的压抑。在这样的背景下,按说也加剧了由现代性带来的对公德与私德滑坡的担忧。道德改革团体将“放荡性生活”描绘成对社会秩序和对宗教的威胁,同时越来越多的医学与健康指导著作告诫人们性的危险和性传染疾病对个人健康的危害。


维多利亚时代的“避孕套派对”。


自慰是病,得治


西方文明对《圣经》中的自慰或者“俄南之恶”(译者注:即指自慰,出自《圣经》所载犹大之子俄南因违抗父令,不愿与兄嫂发生性行为,不愿为其去世的兄长传宗接代而被耶和华杀掉的故事)有着不寻常的兴趣。


对自慰的思考发轫于启蒙时代早期,1712年左右在伦敦匿名出版的一本热卖小册子《自慰;或,自渎重罪与其可怕后果——兼论两性并给已在此恶劣行为中自伤的人的精神与生理建议》。该手册作者宣称,一开始他觉得精神指导足以劝阻人们进行这种“与自己进行的肮脏性交”,但后来逐渐意识到用他自己碰巧发明且售以高价,包含“壮阳剂”和“强精粉”在内的治疗法更为有用。


历史学家托马斯·拉奎尔在其著作《孤独的性:自慰的文化史》(2003年)指出,尽管那小册子有些胡说八道,但仍然十分重要,因为它转变了视自慰为道德败坏的宗教式理解,将自慰作为一种因忽视这种个人健康“自虐”的可怕后果而导致的疾病。


启蒙时期的代表人物热衷且关注这个话题。十八世纪瑞典著名医生塞缪尔·提梭于1760年所写的广为传阅的著作《自慰》,在这本书的影响下,狄德罗将“自慰”列到了《百科全书》这本启蒙时期的伟大科学著作里。提梭将自慰视作疾病,伏尔泰则在这个举动中看到了攻击神职人员的好机会:那些奉行性节制的神职人员,在独身时更容易进行自慰。卢梭的儿童教育著作《爱弥儿》同样向人们警告了自慰的可怕后果。


18世纪医学著作《自慰》的第四版封面


自慰跟一系列慢性病有关,包括:精神衰竭、视力模糊、失忆,眼盲、风湿病、通风、神经错乱、淋病、癫痫、阳痿以及其他性异常。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医学发明了“遗精”,据称这病的症状是由手淫带来的神经衰弱和精液“过量”流失导致的普遍官能消耗。反自慰的事业也多起来,促生了多种治疗方式,从休息、爬山、水疗、剧烈运动、冷水澡到贞操带和各种通过电击患者来减少手淫的复杂的电子设备。


有关女人的性的传统观念认为,女人比男人更难屈从于“动物性激情”。而女性自慰则被视为与此观念不符。此外,女人身体构造被认为比男人的要弱。因此女性自慰被认为对女性健康危害更大,治愈它的极端方式包括外科手术,其中包括阴蒂切除术(割除女性部分或大部分生殖器)。更一般而言,不单单是成年女性,年轻人(不管是男是女)被认为特别容易自慰。


这反映出一个更宏大的假设:儿童受到的教化较少,因而比成人更接近自然,性欲也更强,需要受到文明规范的控制。这种用性来刻画童年生活的观点在弗洛伊德那里变得更为激进:儿童的本质就是性。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反自慰的设备(1)阴茎环(图片文字为:带四个尖的尿道环);(2)一个能电击自慰者的仪器;(3)1845年起,针对自慰产生的生理与精神不良后果的告示。(图片文字为:表现了自慰或自渎带来的精神与身体消耗的最终阶段)


性学的诞生


在欧洲社会的前工业时期,性活动主要是受到宗教和道德抨击,而且被放到了与原罪相关的概念下。从十八世纪晚期开始,由现代性引发的社会变革,以及由启蒙所激发的远离宗教蒙昧主义、追寻科学与理性双高峰的征程,带来了关于性的新观念,这使得性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对性的现代理解可以追溯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性学的诞生。性本身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特别是在医学和社会科学领域。


达尔文理论对社会科学的兴起有着重要影响,达尔文关于性选择是进化关键的观点同样成为现代性学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性选择”(译者注:达尔文认为,与自然的优胜劣汰相同,物种个体选择的可交配对象优劣决定其后代的优劣)的概念发展中,科学研究在最开始考虑的是关于遗传、退化和种族的问题。


性研究第二个主要推动力是人们对公共健康的日益关心,特别是嫖娼、个人卫生和性病问题。性研究同国家对性事务越来越多的干涉密切相关。它反映了该时期的社会与政治担忧,以及被阶层和性别所严格架构的社会等级制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Sexuality”产生了。“Sexuality”这个术语,在现代的意思是“拥有性能力,或者具有感知性的能力”。据牛津英语词典所载,现代意义上的“Sexuality”直到1879年才在英语中出现。该词(译者注:与sexuality对应的法语词为sexualité)首次出现在法语里则归功于默默无闻的小说家佩拉丹,他在其1884年出版的色情小说《终极罪恶》里描写了“性的动物性沉醉”。


“Sexuality”这个新概念将性作为一个科学研究领域以及主观感受的对象物,牢牢地置于自然与生物学范围内。“Sexuality”用医学中将其划为生理和精神上的疾病与退化的做法,代替了宗教中笼统的将其划为罪恶的做法。在这个过程中,Sexuality在根本上改变了性(Sex)的社会含义。正如社会学家杰里弗·维科斯所说:


性(Sexuality)在同时建造与探索知识的新大陆,赋予了性(Sexual)新的重要性。


自十六世纪始,带挂锁的女用贞操带。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贞操带都是这种样式的,不过意在防止自慰而不是防止不忠。


性的生物模式在十九、二十世纪主导着性科学。该模式将性行为定义为自然、生物性冲动的产物,是一系列社会经验的基础。性被当成是有关人类重要生育本能的生物天性。性正常与性异常作为一种规范界定下来,正与其有关。


作为一种本能的潜在难以抗拒的力量,性同时被视为社会无序的一种可能来源。十九世纪苏格兰生物学家格迪斯和托马森因此告诫人们:“性里火山般的因素,深藏在我们人性其他部分之下,正因为这个原因,就算不是灾难,它也将撼动人性的根基。”因此,如前文所说,性本能应该被社会用道德控制、性教育以及法律来监管。


性学的先驱们,比如德国的布洛赫,克拉夫特·埃宾,赫希菲尔德,韦斯特法尔,罗勒德,摩尔和弗雷德兰德以及奥地利的斯泰克尔,法国的弗雷和图瓦诺,瑞士的福勒尔,匈牙利的卡恩还有英格兰的艾里斯,用各种充满热忱的短语和分类方法区分与规范相偏离的行为,由此着手研究性“异常”。


他们发明了一堆新的、奇奇怪怪的有关“性扭曲”(perversion)的名词,比如恋物癖(fetishism),施虐受虐狂(sadomasochism),异装癖(transvestism,也被称为衣裳倒错症eonism),雌雄同体(hermaphrodism),摩擦淫(frottage,跟他人摩擦,译者注:通过与他人身体接触而获得性快感),粪便嗜好症(coprophilia,在粪便中获取性快感),恋尸癖(necrophilia,跟尸体发生性行为获取性满足),恋水癖(undinism,性冲动与水有关),嗜痛癖(algophilia,性满足与痛感有关),以及恋尿癖(urolagnia,在排尿中获取性快感)。


传说赫马佛洛狄忒斯是赫尔墨斯(众神使者)和阿佛洛狄忒(爱与美神)之子,样貌俊美。某日他在湖边对影自照,湖中水仙萨耳玛西斯疯狂地爱上了他并期望与他永远结合。诸神遂她心愿,赫马佛洛狄忒斯就变成了雌雄同体的第一人。他的雕像通常以带男性生殖器的少女形象出现。作持镜状意为:双性人要在镜中探究其真实性别以及神赋予的双性的意义。


他们事无巨细地描写了这些“令人呕吐”的名词——一名《不列颠医学期刊》评论者这么描述克拉夫特·埃宾所写著名的关于性异常的医学手册《性心理病态》。从此性学在欧洲作为一门国际化的新科学学科兴起。


不过,它没有构成一个同质、统一的领域。性学重新划分了本来就身处不同制度与政治架构中的科学家们,这造成了性学内部研究和外部反馈上的众多争议。


公众对此的反应各异。艾里斯和布洛赫早期的一些著作被认为是淫秽品并遭到起诉,克拉夫特·埃宾则在《性心理病态》里描写特定性行为时巧妙地转用拉丁文(在那时谣言四起,说他这本最卖座的书出版之后,德国的拉丁文字典销量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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