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出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了不起的大事情:几百高僧舍生忘死一路向西寻求真理求取真经,有名有姓的多达105位.

古今史话 2021-09-11 08: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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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史话


      中国首部丝绸之路通史——

           丝绸之路全史连载 

 


第九章 大佛东行


             负笈西行的“佛教留学生”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任何文化传播一样,首先要有传播的载体,即要通过人的活动来进行的。所不同的是,佛教的传播更是一项“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最主要的就是佛经的翻译工作。一方面,有许多来自印度和西域各国的僧人,把佛经携带到中国,并翻译成为汉语,使之在中国流传。他们在佛教东传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另一方面,还有许多中国的僧侣负笈远行,到西域或印度取经。他们的主要任务也是“取经”,即在印度搜寻佛教经典,把它们携带回中国,并翻译成汉语,使其在中国得到流传。在佛教文化东传中国的历史上,历代都有刻苦耐劳、品德高尚又才华横溢的中国高僧往西天取经。他们同样为传播佛教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陆续有一些中国僧侣主动走出国门,远赴西域取经求法,此后历代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侣前赴后继,不绝于途,形成了持续几百年的西行求法运动。到了唐代,这个西行求法运动更蓬勃地发展起来,形成了一个大的高潮。到了宋代,仍有中国僧侣继续着这一西行求法活动。

当时诸僧出国西行的路线,有海陆不同的路线。印度学者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指出,拜佛求经的香客和学者们络绎不绝地往来于中印之间。他们越过戈壁沙漠,中央亚细亚的平原和高山,翻过喜马拉雅山,这是一条漫长、艰苦、充满危险的旅程。他们走的另外一条道路,就是经过印度支那、爪哇、苏门答腊、马来亚和尼可巴群岛的海路。从中国来的学者们,有的在半路上停留在印度尼西亚境内印度人聚居之岁达数月之久,先学梵文,然后再来印度。

从西域到印度的陆路也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自汉代至唐初,到中亚各国及印度的商人和僧侣多走这一条路线,大体是沿丝绸之路,出河西走廊,过帕米尔高原到中亚,再南下到印度。唐代去印度的陆路已不止这一条路线。义净提到了一条新的路线,即从印度经尼泊尔、吐蕃到长安的路线,这条路线当时被称为“吐蕃—尼婆罗道”。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义静说中国僧人玄照自印度回国,路经尼婆罗国,蒙国王发遣,遂至吐蕃,重见文成公主,深致礼遇,资给归唐。

随着唐代南方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海上贸易的兴盛,从高宗时起,往印度求学的高僧多由海路附舶而行。“佛道长远,勤苦旷劫,方始得成。”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法》一书记载,同时期去印度取经的僧侣和商人,大多数走海上路线,当时由海路前往印度的高僧有几十人之多。走海路的求法僧人一般在从内地来到濒临南海的港口广州、交州或爱州,在那里等候秋冬季风,搭乘商舶出海。海上航行千难万险,不亚于西域陆路。 

另外还有如义净所说,3世纪间,中国20多僧人从蜀川牂牁道出至中印度的路线,即经今滇、川边境及缅甸北部往阿萨姆的道路。后来慧琳在《音义》中,对这条路途径、沿革、道里、风俗、地理、气候等作了较详细的说明:“……西越数重高山峻岭,涉历川谷,凡经三数千里,过土蕃界,更度雪山……入东天竺东南界。盛夏热瘴毒虫不可行履,遇者难以全生。秋多风雨,水泛又不可行。冬虽无毒,积雪冱寒,又难登陟。唯有正、二、三月乃是过时,仍须译解数种蛮夷语言,兼赍买道之货,仗土人引道,展转问津,即必得达也。” 


求法僧们不畏艰险,勇于牺牲,在我国佛教和文化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求法僧们也是古代历史上伟大的探险家,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无论是走海路还是走陆路,都十分艰险,困难重重。如从西域经丝绸之路,许多高僧记下了他们的艰难跋涉。“流沙”和“雪岭”,是这条路上必然要经过的阻碍。流沙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朝梁时僧人慧皎《高僧传》,记载法显与同伴跋涉流沙的情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行路耳。”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这样记述:“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聚遗骸以记之。”帕米尔高原古称葱岭,从新疆到中亚必然要经过这里。《高僧传》写道:“(葱)岭冬夏积雪。有恶龙吐毒、风雨沙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求法者艰苦备至,饱尝九死一生之苦,有些人劳顿积苦,客死荒途;有些人中途折返;有些人只到了于阗、高昌诸国;有些人久居他乡而归不得。见于记载的,则是不畏死亡,风尘仆仆在路途上的极少数人,更多人是赍志以殁,或永远的隐姓埋名了。

走海路的僧侣们,或从广州、或从交趾、或从扬州附舶远行,其足迹到达了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尼泊尔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由于饥病、海浪的威胁,盗贼猛兽的荼毒,大多数渡海求法的僧人未能重返故乡。如义净所记并州僧常及弟子“冀得远诣西方,礼如来所行圣迹”,坐商船从广东出发,走海路辗转去往印度。中途遇到风暴,商船破损漏水,所有人都纷纷逃逸。常慜看到大家急于逃生,就把所有机会都让给了身边的人。船舱里人没有醒的,遇到困难爬不动的,在禅师的帮助下,都安全离开了大船,而禅师自己已是精疲力竭。眼看海水逐渐没过腰身,法师欣慰地看着已经安全的大众,开始合掌念佛,一句一句的佛号,一声一声地往下沉。逃了命的人也跟着念起了佛号,也有很多人让法师跳到小船上,但他害怕压沉了别人的小船,只是坚持念佛,直至沉到水底。义净为常慜禅师写了一首很感人的诗:

 

  悼矣伟人,为物流身。明同水镜,贵等和

  涅而不黑,磨而不磷。投躯慧,养智芳津。

  在自国而弘自业,适他土而作他因。

  觏将沉之险难,决于已而亡亲。

  在物常,子其寡邻。

  身散鲸波以取灭,净愿诣安养而流神。

  道乎不昧,德也宁湮。

  布慈光之赫赫,竟尘劫而新新。

 

另外,义净记载的还有唐僧智岸、窥冲、木叉提婆、智行、大乘灯、彼岸、昙闰、义辉、无行、法振、乘悟等人,皆于求法途中染病异乡而亡。义净慷慨赋诗:

 

我行之数万,愁绪百重思。

那教六尺形,独步五天陲。

 

上将可陵师,匹夫志难移。

如论惜短命,何得满长祈。

 

据梁启超统计,在历史上有名可查的赴印高僧有105人,实际则有数百人。在当时交通极艰苦的情况下,有这么多人不畏艰辛劳苦,从事佛教的传播事业,实在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了不起的大事。他们绝大多数并没有政府的背景或资助,也不是受到佛教僧团的指派,而是自行前往的,是自己发自内心的决定,并且有的还受到阻扰,不得不采取偷渡的形式,如玄奘就是这样走出国门的。“求法队伍所表现的勇气和胆识,意志和决心,参与者那种舍生忘死、不惜牺牲、百折不回、互助友爱的精神,那种一步一个脚印、一步步跨越万里长途的执着、坚定的态度,辉耀千古,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传之永久的精神财富。”

义净曾写过这样一首《求法诗》:

 

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

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

路远碧天唯冷结,沙河遮日力疲殚,

后贤如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甘冒风险而坚持前去西域呢?这主要是信仰的力量。这些僧侣都是信仰坚定的佛教徒,在印度有他们心目中的圣地,那是他们的心灵的归宿、精神的故乡。这种出于信仰的宗教热情对于广大信众也是一个巨大的精神鼓舞。“僧侣们以对佛教的坚定信仰,克服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用自己的生命和热情追求心中的理想,这是一种信仰的力量,也是一种人格的力量,它对其他的佛教信众产生了榜样的作用,激发了民众的宗教热情。”

当然,更主要的,还是求知的欲望。我国历代僧侣的西行,绝大多数人不是为了到圣地巡礼,而是“取经”。如朱士行、法显、玄奘、义净等人,都是在国内研究佛经遇到了困惑,对已经翻译过来的佛经不满足,所以要到佛教的发源地寻找“真经”。“中国僧人西行求法活动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十分明确的‘求知’的目的。即是说,作为宗教行为,中国僧人不畏艰险,历尽险阻,西行到佛教的发祥地,不同于一般宗教信徒‘朝圣’或巡礼胜迹,也不是单纯自我修行、锻炼身心的个人行为,而普遍地带着寻访真经、了解佛法真谛的明确的理性目的。”所以,梁启超说,当时的西行求法,其动机出于学问,“盖不满于西域间接的佛学,不满于一家口说的佛学。譬犹导河必于昆仑,观水必穷溟澥,非自进以探兹学之发源地而不止也。”“自余西游大德前后百数十辈,其目的大抵同一。质言之,则对于教理之渴慕追求——对于经典求完求真之念,热烈腾涌,故虽以当时极坚窘之西域交通,而数百年中,前赴后继,游学接踵,此实经过初期译业后当然之要求。”


所以,中国佛教徒的西行求法,更多的是去寻求知识、寻求真理、寻求信仰。当时传播到中国的佛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不仅仅是一种教团的活动形式和组织形式,更重要的是一个庞大的文化群、知识群。佛学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和知识系统,与佛教和佛经一起传过来的,还有印度的医学、天文学、哲学和逻辑学等等文化知识以及雕塑、绘画、音乐、建筑等艺术形式。这些文化知识和艺术形式已经随着佛教一起传播进来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已经接触到了,了解到了,他们感到兴奋,感到新奇,感到有一种以前在我们的视野之外的清新的知识和学问。这种文化、知识和学问是丰富的、先进的、新奇的。它们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是他们还不满足,还要到这些文化知识的源头,去获取更多的文化知识。这种对知识和智慧的渴望,是持续千百年的西行求法运动的最根本的心理动力。所以,梁启超将其称为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梁启超说,中国僧侣的西行求法,

 

确为留学运动,而非迷信运动。下列诸贤之远适印度,其所以能热诚贯注百折不回者,宗教感情之冲发,诚不失为原因之一部分,然以比诸基督教徒之礼耶路撒冷,天方教徒之礼麦加,与夫蒙藏喇嘛之礼西天,其动机纯为异种。盖佛教本贵解悟而贱迷信,其宗教乃建设于哲学的基础之上,吾国古德之有崇高深刻之信仰者,常汲汲焉以求得“正知见”为务。……故法显、玄奘之流,冒万险,历百艰,非直接亲求之于印度而不能即安也。质而言之,则西行求法之动机,一以求精神上之安慰,一以求“学问”之满足。惟其如此,故所产之结果,能大有造于思想界。

 

梁启超还说:

 

魏晋以降,佛教输入,贤智之士,憬然于六艺九流之外,尚有学问,而他人之所浚发,乃似过我。于是积年之“潜在本能”,忽而触发,留学印度,遂成为一种“时代的运动”(Periodical Movement)。这种运动,前后垂五百年,其最热烈之时期,亦亘两世纪。运动主要人物,盖百数,其为失败之牺牲者过半,而运动之结果,乃使我国文化,从物质上、精神上皆起一种革命。非直我国史上一大事,实人类文明史上一大事。

 

所以,西行求法运动,就不仅仅是一项宗教的交流,不仅仅是为了寻求宗教真理的“取经”。他们不畏艰、一批又一批地前往五天竺礼拜圣迹,足迹遍于西域诸国、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漫长的求法途中,求法僧们除了学习佛法、求得经籍等外,还深入细致地学习了各国的文化,广泛地考察了各地的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增长了有关国家各方面的知识,极大地扩大了中国人的知识系统。如梁启超说的西方之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经此辈留学生之手输入中国者,尚不知凡几。皆教宗之副产物也。所以,“中国僧人西行取经的意义不仅仅是宗教性的,在学术发展史上,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许多西行的求法者还记录了他们求法活动中的经历和见闻,形成“求法行纪”一类的极有价值的著作。其中如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新罗僧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等著作。“这类著作作为求法僧人个人经行的记录,遵循中华文化传统的‘知行’和‘实录’精神,忠实于见闻,举凡著者经行之地的地理形势、道里山川、物产交通以及社会状况、风土人情等等,都翔实地加以记述;而著者们又是虔诚信徒,对于宗教信仰、佛教胜迹以及相关神话传说等记载尤为详细。这样,这类著作中就包含有关各国、各民族历史、地理、宗教、民俗、艺术、文化等多方面的、极其丰富的内容。”“这些著作,比起正史或笔记一类的著作,叙述往往更加详细,材料一般更可靠。因为前者是史官或文人学士所作,或录自官方档案,或综括所见各书,或得于他人传闻,精粗杂糅,常有想象之词,而后者则是求法僧们身所经历,亲闻目见后所写成。”所以,这些著作不仅向中国介绍了所到国家和地区各方面的知识,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对于中国人了解西域文明和印度文化有巨大的帮助,更保存了古代中外史地、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成为相关领域研究的主要经典。正如梁启超所说:“留学运动之副产物甚丰,其尤显著者则地理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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